近日，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长廖锡龙同志不幸逝世，让大家沉痛悼念…… “这仗，我们还能打多久？”1979年边境战场上，年轻的指挥员廖锡龙，攥着几乎见底的干粮袋，将这句话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那时他面对的不仅是敌人，更是后方几乎断掉的补给线。直到几十年后，2026年1月23日凌晨的北京冬夜，这位曾执掌全军后勤的老将静默离世。 他最终用一生，回答了那个战场上的沉重诘问。 1979年作战时，他带领的“尖刀”分队需要深入敌区侦察，经常面临弹药补给不足、医疗物资紧缺的困境。有次执行潜伏任务时，战士们每人仅配给两天的干粮，却要支撑四天的行动，不得不靠野果和野菜充饥。这种切身体验让他明白，再英勇的士兵没有可靠的后勤支持也难以发挥战斗力。正是这些经历，奠定了他后来大力推进后勤改革的思想基础。 1984年者阴山拔点作战中，廖锡龙已展现出对后勤保障的独特重视。他两次推迟总攻时间，不仅是为了战术准备，更是要确保弹药、医疗和食品补给完全到位。这场战斗最终仅用5小时35分钟就取得胜利，背后是他对后勤环节的精细计算，每个士兵携带多少弹药，伤员如何后送，预备队补给如何分配都有周密安排。这场经典战役让他认识到，现代战争不仅是拼勇气，更是拼保障能力。 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期间，廖锡龙开始系统解决后勤保障难题。他走遍西南边境每个边防点，发现许多哨所还靠人背马驮进行补给，特别是川藏线3000多公里的运输线极其脆弱。他大力整修道路，建立仓储网点，使物资运输效率提升三成以上。1998年一次边境演习中，他创新性地采用“伴随保障”模式，让后勤分队与作战部队同步机动，实现战场补给“不断线”。 2002年执掌总后勤部后，廖锡龙推动了我军后勤体系最深刻的一次变革。他提出“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战略，核心是把零散的后勤保障整合成系统化体系。最典型的例子是2004年开始的济南战区大联勤改革试点，打破各军兵种自成体系的保障模式，实现三军后勤资源共享。原本海军、空军和陆军各有自己的油库、医院和运输队伍，改革后统一调度使用，仅油料储备一项就节约经费20%。 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中，廖锡龙主导的后勤体系经受住考验。他指挥的应急保障机制在72小时内向灾区投送10多万件救灾物资，开设50多个野战医疗所。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要求后勤人员“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部队”，针对灾区道路中断的情况，组织直升机空投补给，甚至动用无人机为孤立村庄运送药品。这种“立体保障”模式后来被写入我军后勤训练大纲。 廖锡龙特别注重基层官兵的切身利益，他三次推动调整军人工资标准，建立应急机动作战部队官兵岗位津贴。在视察西藏边防时，他发现海拔4500米以上的哨所难以吃上新鲜蔬菜，于是推动“菜篮子”工程，通过温室大棚技术让高原部队实现蔬菜自给自足。这些看似琐碎的工作，体现了他“后勤就是服务”的理念。 从战场上的干粮袋到现代化后勤体系，廖锡龙用一生回答了“这仗，我们还能打多久”的命题。他常对部下说：“后勤工作不像前线作战那样引人注目，但决定着战争能走多远。”在他主持下，我军后勤保障能力实现了从半机械化到信息化的重要跨越。如今，当我军能够在24小时内将整建制部队投送到数千公里外并实施全要素保障时，不应忘记这位老将军在几十年间打下的坚实基础。 廖锡龙同志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完善的后勤体系，更是一种脚踏实地、服务实战的工作精神。从贵州山村走出的这位将军，用他54年的军旅生涯证明：真正的战斗力，不仅在于前线的英勇，更在于后方能否让战士们无后顾之忧地投入战斗。这条从战场疑问到后勤变革的道路，见证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