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乐会县的1位老农何世富“油尽灯枯”，走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喊来妻子曾国彩，讲：“我的许多战友在京当官，我由于犯了错误，才脱离了红军。”曾国彩听后，气愤极了，喊：“你骗了我这么多年！”   1960年冬天的海南乐会县，空气里透着一股湿冷的霉味，在那个特殊的年份，饥饿像无形的网罩住了所有人，村里先后饿死了17个人，70岁的何世富躺在自家土屋的木床上，眼看也要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屋里家徒四壁，墙皮剥落得像老人的皮肤，墙角堆着几个椰子壳，唯一的亮光来自那盏快要耗尽油的煤油灯，老伴曾国彩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块给丈夫擦身用的湿布，沉默得像尊雕塑，这时候，何世富突然开了口，打破了死寂。   “我当过红军”他盯着黑乎乎的屋顶，声音虚弱却字字清晰“那会儿好多战友，现在都在北京当了大官，我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脱离了部队”曾国彩手里的湿布“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她猛地站起身，那一瞬间的愤怒压过了悲伤。   抓起湿布狠狠摔向枯瘦的丈夫，甚至忘了压低嗓门：“你说什么，你骗了我这么多年”这一嗓子，吼碎了两人之间维持了五年的默契与平静，在村里人眼里，何世富就是个倔强甚至有点窝囊的老头。   1955年他突然回村，自称在南洋做苦力失败，空手归来，这几年里，他种地、教书、修水利，甚至在大炼钢铁时因为心疼农具，偷偷藏了一把锄头而被拉去批斗，谁能把这个被生产队长训得抬不起头的农民，和“北京的大官”联系起来。   但曾国彩的愤怒，不仅仅是因为被欺骗，更因为一种巨大的荒谬感，看看同村的人吧：当年一起闹革命的王二虎，解放后当了县长，李阿狗也是红军，逢年过节省里有小车专门来接。而何世富呢。   他有着比这些人更惊人的履历，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广州起义的参与者、红七军的营长，甚至在红四方面军坐到了第九军军长的位置，这是一个真正的“将才”如果不是1938年那个语焉不详的“内部错误”他本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不是躺在这间漏风的破屋里等死。   这种巨大的落差，曾国彩比谁都痛，因为她自己也不是普通的农妇，她是海南首批“红色娘子军”的成员，早年间，她跟着冯增敏训练、联络、打仗，直到受伤才隐姓埋名回村，她守了半辈子活寡，1946年收到何世富从广州寄来的信，以为丈夫还在为了生计奔波。   她哪里知道，那时候的何世富已经在广州娶了罗明新，生儿育女，彻底切断了与组织的联系，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市民。   1955年的归来，对何世富来说是落叶归根，也是自我流放，但对曾国彩来说，却是另一个谎言的开始，两个同样背负着血色记忆的老革命，在人生的最后五年里同床异梦，何世富教村里孩子唱《国际歌》时，心里在想什么。   他在修水利挖渠时展现出的专业指挥能力，又是在怀念什么，他把这一切都嚼碎了，咽进肚子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吐出来，那天晚上，何世富没能等到天亮，煤油灯熄灭的时候，他也咽了气。   曾国彩在黑暗中坐了许久，最后还是摸黑给他换上了干净衣服，第二天，村里人帮忙抬了一口薄木棺材，把他埋在了后山腰，葬礼简单得寒酸，没人知道这里躺着一位红军军长，直到半年后，心结难解的曾国彩才找到大队书记，把丈夫的临终遗言报了上去。   官方的调查持续了很久，查阅了无数档案，走访了当年见过那个“腰里别着手榴弹”的年轻军官的老人，最终，那张尘封的历史拼图被拼上了：何世富就是何畏，民政局最后给曾国彩发了300块钱抚恤金。   历史承认了他的身份，但那个冬天已经过去了，何畏带着他波澜壮阔的前半生和沉默隐忍的后半生，彻底留在了乐会县的泥土里，至于那个关于“错误”和“背叛”的真相，也随着那盏煤油灯的熄灭，成了永远的谜题。信息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