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秉：古字在社会基层的识读、书写能力，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复杂难以确切讲清的东西。我之所以判断汉代基层的官吏书写使用文字的能力不能过低估计，大体上还是因为相信传统文献记录的基层文书吏选拔中强大的《史籀篇》教育传统（包括秦汉以后《仓颉篇》《急就篇》等大批使用较新字体创作与书写、传授的字书），这些字书本身不但有文字教学功能，还有普及名物职官等方面知识的重要意义。我们当然不能肯定所有基层官吏都系统接受过相关教育，但从西北汉简里的大量杂字书习字简看，这些东西是构成基层吏员知识基础的关键文本。……虽然也有学者强调，汉代行政的信息不能忽视通过口头传递的传统，我同意这种看法；同时也得承认，自古及今，文书行政的传统恐怕还是官方认可的主流，对各级官吏文字能力要求，是不言而喻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从汉字文本的角度观察，文字能力的内涵异常复杂，不能把问题想得过于简单，比如什么叫“识字”？能看懂有格套的、内容本身不复杂的文书，和能看懂古书就不是一回事；能看懂日常书信，也不意味着能看懂皇帝的诏书。这背后不单是文字辨识的能力，还有语言背景、文言基础的问题。书写文字也是一样，书写日常通问的简单信息和书写契约、起草上下行文书，对于文字能力的要求都是不同的。汉字本身易于辨识认知，而难于书写与使用，能看懂未必意味着能写出；即便能说出一套拽文的话，也不意味着能写下来，情况并非那么单纯划一的。能否在大庭广众像模像样地训话、作引人入胜的演讲，跟文化水平、认字和读书多少，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有足够的条件，我们要把汉代及汉以前的古代社会基层的识字能力、写字能力、阅读能力、谋篇能力区分为不同层次加以讨论，也就是说，对于汉语文本而言，讲得出、看得懂、写得对是互有关涉却不完全能画等号的问题，研究古代基层的识字率、文字使用能力问题，要充分估计其中的复杂层次和差异度，不能简单地判断某个时代的某些群体识字率很低。（《周世既没》，pp.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