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一个叫田家炳的印尼华侨带着自己的家人移居香港，并在元朗的屯门海边购买了30多万平方尺的海滩。 1958年，香港元朗屯门的海风裹着咸腥味扑向烂泥滩。 39岁的田家炳踩着没过脚踝的淤泥，在涨潮的浪花里签下地契。 当地渔民直摇头：“这疯子花光家底买废地，怕是猪油蒙了心。” 但他们不知道，这个印尼归侨的算盘打得比海浪还响。 田家炳的“疯”早有伏笔。 16岁丧父扛起家业，17岁闯越南做瓷土生意。 转战印尼橡胶市场时，他已练就“见风使舵”的本事。 1956年印尼排华浪潮涌起，他嗅到危机，果断抛售产业登陆香港。 “排华的刀架在脖子上，孩子总得在中华文化里长大。” 他站在泥泞的滩涂前，眼前浮现的是九个孩子的笑脸。 30万平方尺荒地，在旁人眼里是烫手山芋，在他计算中是用泥土换未来的原始股。 雇三百壮工填海造地，拉石沉沙筑起堤坝。 当1960年第一台德国制革机在新建厂房轰鸣时，同行笑他“用金条铺茅坑”。 可当“田氏人造革”以低于市场三成的价格横扫东南亚，那些笑声全咽回了肚里。 1975年，他的工厂日产十万平方英尺皮革，成了名副其实的“亚洲皮王”。 这滩涂上的血汗，终被炼成点石成金的金手指。 皮革生意如日中天时，田家炳的“怪癖”开始发作。 1982年，他突然将四栋收租工业大厦捐给基金会，每年数千万租金分文不留。 董事会炸了锅：“老爷子被降头了？” 他只回一句：“钱堆在银行是死物，变成学校才是活水。” 更疯的在后面。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香港，基金会账户缩水过半，可他承诺捐建的内地学校正等米下锅。 他做了一件让全港哗然的事。 把住了半辈子的九龙塘豪宅挂上中介牌，市价过亿的房子五千六百万急售。 搬进出租屋那天，老伴看着漏风的窗户叹气，他却摸着新收到的学校图纸笑出声：“这屋子亮堂！” 2003年，为帮高校争取政府配套资金，他竟破天荒贷款百万捐款。 银行经理惊得笔都掉了：“田生，您老借债做善事？” 他理直气壮：“借钱种树，树长大了还愁没荫凉？” 若说捐钱是“败家”，那田家炳对自己简直是“抄家”。 衣柜里最贵的西装标价800港元，袖口磨出毛边照样穿。 香港裁缝都认得他：“田生这件灰西装，我改过七次领子了。” 脚上那双旧皮鞋，鞋底用铁掌加固三次，走起路咔咔响得像算盘珠。 最让秘书头疼的是出差装备。 矿泉水瓶灌满凉茶反复用，香皂切小块分次使，连酒店拖鞋都要塞进行李箱。 有次在机场被记者撞见啃干面包，他慌忙藏起半块：“别拍，丢人。” 可转头就给希望工程汇去三百万。 对自己锱铢必较，对教育却一掷千金。 2005年他卖掉收租的“田氏广场”套现三亿，转头在甘肃建起四十所希望小学。 当记者问为何不改善生活，他指着窗外的云：“我这身行头够穿二十年，可山里孩子等不起下一个二十年。” 田家炳的“糊涂账”里藏着大智慧。 他给子女定下铁规，大学期间必须打工赚生活费。 儿子田定先送报纸被同学认出，回家委屈巴巴，他却拍拍儿子肩头：“人活一世，要会算两本账，一本是口袋里的钱，一本是心里的秤。” 基金会年度报告显示，至2018年，他累计捐建93所大学、166所中学、44所小学，1800间乡村图书室。 按当时造价估算，他至少捐出八十亿资产。 而他的月支出始终控制在三千港元内，连香港公屋住户都自愧不如。 “留财给子孙，不如积德给后人。” 这话刻在他基金会大厅的墙上。 九个子女无一抱怨父亲卖楼捐校，反倒跟着成立助学小组。 长子田庆先说得实在：“老爷子教会我们，真正的富贵是让更多人活得有指望。” 2006年，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 颁奖礼上他穿着洗白的蓝衬衫，胸前别着生锈的旧怀表，那是父亲留下的唯一遗物。 2018年田家炳逝世时，香港殡仪馆外排起千米长队。 送行者捧的不是鲜花，而是沾着泥土的稻穗，那是他捐建的最后一所农业中专学生们连夜收割的。 主要信源：（黑龙江新闻网——香港慈善家田家炳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