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开始抱怨？藏羚羊太多了，多到什么程度？青藏公路上，浩浩荡荡的羊群，能把车队堵上几公里，司机们递烟闲聊，习以为常。但这“羊满为患”的抱怨，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奇怪？像是某种凡尔赛。因为就在不久前，这片土地上回响的，不是牧民的抱怨，是枪声。 要是现在开车走青藏公路，遇上藏羚羊堵路，可千万别急着按喇叭，司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一群群藏羚羊披着灰白相间的绒毛，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横穿公路，有的低头啃两口路边的青草，有的停下来打量过往的车辆，还有的带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幼崽，一步三回头，那小模样软乎乎的，惹得司机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现在能多到 “堵路” 的地步？ 刚好最近，一部叫《生命树》的纪录片同步上映，跟着这部片子走进青海，走进可可西里，你就会找到答案，也能看到太多人与自然相依相守的动人故事。 这段时间，《生命树》是真的火了，连带青海也再次走进了大家的视野，片子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刻意的煽情，只凭着最真实的镜头，还原了可可西里守护者们的日常，每一个画面，都让人忍不住心头一热。 片子里，我们能看到巡护队员们的坚守。可可西里平均海拔四千六百多米，氧气还不到平原的一半，全年平均气温都在零度以下，冬天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四十多度，被称为 “人类生命的禁区”。 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巡护队员们每天都要背着几十斤重的装备，走进无人区巡护，一走就是几百公里。夏天，他们会不小心陷进沼泽，几个人拼尽全力挖车、推车，喘得连话都说不完整，头痛呕吐是家常便饭。 除了巡护队员，片子里还拍到了很多牧民的身影，他们如今都成了可可西里的生态管护员。 以前，牧民们放牧，偶尔会和藏羚羊产生摩擦，可现在，他们主动放下牧鞭，拿起手机，每天骑着摩托车巡护几十公里，用手机 APP 上传藏羚羊的活动轨迹，还会向路过的游客宣讲生态保护知识。 其实，藏羚羊能有今天的规模，背后还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种叫 “沙图什” 的奢华披肩在欧美市场走俏，一条披肩能卖到几万美元，可制作一条这样的披肩，要付出三到五只成年藏羚羊的生命。 暴利的诱惑下，无数盗猎分子涌入可可西里，枪声此起彼伏，大量的藏羚羊被猎杀，它们的尸体遍布草原，原本浩浩荡荡的羊群，数量一度锐减到不足两万只。 那时候，可可西里的草原上，到处都是藏羚羊的骸骨，牧民们听到的，不是羊叫，是刺耳的枪声，看到的，不是奔跑的羊群，是被鲜血染红的草场。 直到 1994 年，时任治多县委副书记的杰桑・索南达杰，在押解盗猎分子的途中遭到袭击，他独自与十八名盗猎分子对峙，最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当救援队伍找到他时，他已经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冻成了一座冰雕，依旧保持着对峙的姿势。索南达杰的牺牲，像一盏灯，点亮了可可西里的保护之路，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守护者的行列。 可可西里建起专业保护站，以他名字命名的站点成了守护前沿，一批又一批巡护员扎根于此，常年驻守在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寒地带，顶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忍受缺氧、暴风雪和风沙，日夜穿梭在沟壑与草场间。 他们没有精良装备，靠着越野车和双脚，一遍遍排查盗猎隐患，收缴猎枪与陷阱，救助受伤落单的藏羚羊，用坚守把盗猎者彻底赶出了这片区域。 1997 年，可可西里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后，不冻泉站、索南达杰站等五个保护站相继建立，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逐步完善，盗猎行为被严厉打击。 国家将藏羚羊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严苛法律斩断盗猎利益链，重典之下，可可西里连续二十多年再无盗猎枪声，曾经的杀戮之地彻底变回安宁净土。 青藏铁路与公路修建时，专门为藏羚羊预留专属迁徙通道，铁路架起高桥，公路留出平缓过道，不打断它们千年不变的迁徙路线。 科研人员在关键路段布设 360 度高清监控，全程记录藏羚羊迁徙、产羔的细节，用精准数据为保护工作提供支撑，让每一步守护都有迹可循。 二十多年的接力守护，让藏羚羊种群迎来爆发式恢复。 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从不足两万只增长到七万多只，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总数突破三十万只，曾经濒危的物种，如今成了草原上随处可见的常客。 每年夏天，卓乃湖周边都会聚集上万只待产的母羊，新生羊羔落地不久就能跟着母亲奔跑，种群延续有了最扎实的保障。 《生命树》火了，青海火了，可我们更希望，火的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不仅仅是一片土地，更是这份守护自然、敬畏生命的初心。 这片曾经被枪声打破宁静的土地，终于找回了生命本该有的喧嚣，藏羚羊的脚步，踏响着高原的脉搏，成为这片土地上最动人、最有力量的生命乐章。 对于这件事，您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信源：西海都市报2026-02-02——《突破7万只！现实中的可可西里成了藏羚的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