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路军被打散，怀孕的女兵陈淑娥被捕后，遭到了马元海的侮辱，随后赏给了部下白科长当小妾，陈淑娥以为孩子肯定保不住，没想到这位白科长竟然会伺候她坐月子。 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孩，哭声细弱得像只猫崽。陈淑娥躺在土炕上，浑身骨头像是散架后又胡乱拼凑起来的，每喘一口气都带着血沫子的腥甜。她盯着茅草和泥糊的房顶，耳朵却竖着，听着外间的动静。 白科长——那个沉默得像块戈壁滩上黑石头的男人，正笨手笨脚地搅动着瓦罐里的小米粥，灶膛里的火光照着他半张脸，明明灭灭。 她起初是绷紧的，每一根神经都拉成了即将断裂的弓弦。马元海把她像件破衣裳般扔给这个下属时，那双眼睛里的浑浊和暴戾，她死都记得。 落到姓白的手里，能有什么好？她护着小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孩子，娘可能护不住你了。她甚至偷偷藏了块碎瓷片，磨得锋利，压在褥子底下。要是他们敢动孩子，她就拼了。 可事情偏偏朝着最意想不到的方向滑去。白科长没动她。不仅没动，在她临产那几天疼得撕心裂肺时，是这个敌军军官，深一脚浅一脚跑去十几里外，用两块银元，硬是“请”来了一个被当地人认为不吉利、专给牲畜接生的老产婆。老产婆满手茧子，眼神却稳，硬是把他们母子从鬼门关扯了回来。 月子里，更怪了。白科长不知从哪里弄来半袋子精白面，掺着粗糙的麸皮，给她烙饼。小米粥熬得稠稠的，上面总飘着几滴珍贵的油花。他话极少，行动却带着一种近乎刻板的规律：清晨挑满一缸水，晌午前把柴劈好码齐，傍晚端着她的衣物去河边搓洗。 有次她发低烧，迷迷糊糊中，感觉额头上换了无数次凉水浸过的布巾，那双手粗糙，力度却控制得极轻。 陈淑娥的警惕，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沉默的照料里，一点点被磨钝了，继而转化成一种更深、更尖锐的困惑和痛苦。她宁可他是残暴的，是凶狠的，那样她满腔的恨意就有了清晰的目标，她作为俘虏和受害者的身份就无比正确。可他不是。他像一个尽职却毫无感情的看守，又像一个……像什么呢？她不敢往下想。 直到那个黄昏。孩子哭闹不止，白科长刚巧进来送热水。他站在炕边，看着那个挥舞着小拳头、眉眼依稀能看出马元海轮廓的婴孩，看了很久。 久到陈淑娥后背都沁出了冷汗，下意识想把孩子搂得更紧。他却突然伸手，不是对着孩子，而是极其僵硬地，用手指极快地碰了碰孩子襁褓的一角，又像被火烫了似的缩回去。 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土墙，肩膀几不可察地塌了一下，喉咙里滚出一句含混的、像是从肺腑最深处挤压出来的话：“我老婆……娃……也没保住……在陕北，让炮弹……” 话没说完，戛然而止。他快步走了出去，门帘落下，隔断了屋里昏暗的光。陈淑娥怔在炕上，怀里孩子的哭声仿佛瞬间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 她突然全都明白了。明白了他眼中那潭死水般的沉寂从何而来，明白了他那些生硬举动背后，或许藏着一份同样被战争碾碎了的、关于失去的记忆。 他伺候她坐月子，也许不是在伺候她，甚至不是在怜悯这个孩子，他可能是在伺候一个影子，一个他永远无法挽回的、属于他自己家庭的悲剧幻象。她和他，一个是红军女兵，一个是马家军军官，本该是势不两立的仇敌，此刻却诡异地被同一场战争、同一种失去，钉在了这间西北荒凉土屋的同一片阴影之下。 这个认知比任何直接的侮辱更让她浑身发冷。恨意变得无处着落，像拳头打在棉花上。她该恨谁？恨眼前这个同样可怜的男人？恨那个已然施暴的马元海？还是恨这吞噬一切的、名为战争的巨兽？她看着怀里渐渐安静下来的孩子，这个因暴行而降生的小生命，此刻却成了连接两个破碎灵魂的、最脆弱又最坚韧的纽带。 白科长用他的方式，给了这孩子一条活路，可这条活路，对陈淑娥而言，是恩赐，还是另一种更漫长的、掺杂着复杂况味的刑罚？ 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她曾是战士，如今是俘虏，是母亲，又是一个模糊影子般的“妾”。孩子身上流着一半仇敌的血，却也被半个仇人亲手保全。 历史的大叙事里，她是需要被拯救的受害者，可在这具体而微的生存绝境里，简单的善恶敌我突然失去了清晰的边界。活下去，带着这个孩子活下去，成了比牺牲更需要勇气、也更面目模糊的事情。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