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他被国民党枪杀后，因呼喊口号还张着口，睁着的双眼死不瞑目。行刑的凶手拍摄的这张遗照，令山河动容。   刘光典生于旅顺，毕业于著名的北平辅仁大学，精通日语和英语，在那个人均识字率极低的年代，他不仅是顶尖的知识分子，还是医药界的富商。   按照情况来看，他本该在乱世中长袖善舞，囤积黄金，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看不明白的事。   1947年，经洪国式介绍，他不仅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还把用来保命的家底——10两黄金和1000美元，全部“倒贴”出来作为活动经费，要知道，在那个通货膨胀的年月，这是一笔能买下安稳下半生的巨款。   1949年，他两次跨越海峡，带回的不是金条，而是国民党驻军部署和气象密码，他把自己变成了一双眼睛，替大军死死盯着那片海滩。   仅仅一年后，局势崩坏得令人窒息。   1950年，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这个手握最高权力的领导人，在被捕后膝盖一软，供出了整个组织，这条多米诺骨牌的倒塌，直接导致逾千名地下党员被捕甚至牺牲。   在那场覆盖全岛的黑色大逃杀中，人性被放在了显微镜下炙烤。   在这个高层都已经叛变的绝境里，作为下线的刘光典没有选择沉船，他抢在特务抓捕前，向组织发出了一封最后的暗语电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   这不是报丧，是预警，他主动切断了自己与上级的联系，像壁虎断尾一样，把自己抛入了孤岛。   国民党的通缉令贴遍了台湾的大街小巷，讽刺的是，那上面描述的嫌疑人特征是“高等身材，喜穿棕色西装”。   而现实中的刘光典，此时正缩在台南旗山的深山老林里，为了躲避搜捕，他掘地为穴。那个泥洞高不过一米，宽仅半米，别说站立，连转身都困难。   曾经西装革履的辅仁才子，变成了一个衣不蔽体、浑身蚊虫叮咬伤疤的“野人”，他靠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实在熬不住了，就编些竹器偷偷下山换几口粮食。   这种物理生存空间的极度压缩，反证了他精神空间的无限扩张。   最击中人心的，不是他受了多少苦，而是他在苦难中的选择，在深山潜伏期间，他偶遇了一位同样躲藏的战友，那人拖家带口，在绝望的消磨下濒临崩溃，动了下山自首的念头。   刘光典自己都在挖野菜度日，兜里只剩最后200台币，但他毫不犹豫地把钱掏了出来，塞给对方：“买点吃的，渡过难关，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这200台币，不是施舍，是在绝望的谷底购买“希望”，他试图用这点微薄的筹码，为一个即将破碎的灵魂赎身。   可惜，人性的脆弱往往超乎想象。   和他同吃同住、在深山里坚持了四年的战友胡沧霖，最终没能抵御住野人般生活的侵蚀，1954年，胡沧霖被捕，意志崩塌，供出了那个泥洞的位置。   四年的坚持，毁于一旦，刘光典被捕了。   国民党特务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哪怕是到了1954年，他们依然想从这个硬骨头嘴里撬出点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威逼利诱，这是一套标准的“酷刑套餐”。   敌人原本以为，一个曾经的富商、如今的阶下囚，只要给点甜头或者给点苦头，就能轻松拿捏，但他们错了。整整5年的监禁，数不清的刑讯，换回的是三个字：零口供。   在那个一米高的山洞里熬过的四个寒暑，早就让他完成了对肉体痛苦的超脱。   1959年的那个清晨，结局终于来了，刘光典被带出牢房，胸前挂着写有名字的木牌。执行官例行公事地问有无遗言，他平静地回答：“没有。”   然后在死刑执行书上，稳稳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一刻，他或许想到了从未见过面的孩子，或许想到了那笔没能等到解放军来取的“气象密码”。   子弹穿透了胸膛，但他没有闭眼，那张为了呼喊革命口号而张大的嘴，定格成了一个永久的惊叹号，那双圆睁的眼睛穿透了镜头，穿透了岁月。   这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死不瞑目。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凝视，他在看那湾浅浅的海峡，他在等那支当年没能渡海的舰队，他在问后来的人：路，走通了吗？   行刑者拍下这张照片时，以为记录的是死亡，殊不知，他记录的是永生。  信源：北京日报客户端吴石战友刘光典烈士临刑前拒不投降,身中四弹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