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正月，天寒地冻，伪军把一个奄奄一息，光着身子的少女扔在乱石堆上，几条野狗闻着血味过来，张开嘴正准备撕咬！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大爷经过，打跑了野狗，把少女抱回了家。 那是在1943年的6月，日军扫荡了羊泉村。因为她是妇救会干部，那是重点“照顾”对象。鬼子把她抓进据点，目的很明确：一边发泄兽欲，一边逼问八路军的情报。 白天是严刑拷打，晚上是轮奸凌辱。这话说着只有十几个字，可对于万爱花来说，是几十个日日夜夜的地狱。 我在查阅资料的时候，看到万爱花后来的控诉材料，手都在抖。日军为了逼她招供，用了一种叫“大挂”的刑罚。啥叫大挂？就是把你手脚绑起来，吊在半空，然后还得在你身上压石头！万爱花那时候才多大？骨头还没长硬啊！ 就这么吊着，还要用皮鞭抽，用烟头烫。最令人发指的，是日军看她不招，竟然这帮畜生想出了“葱头插眼、辣椒水灌鼻”的毒招。这还不算完，最后导致她身体永久变形的，是日军穿的大皮靴，在那几十分钟里，对着她的腰部、胯部疯狂踩踏。 骨盆粉碎性骨折，股骨头坏死，脊柱严重变形。 咱们正常人骨折了得养着，她是骨折了继续被蹂躏。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从1米65，活生生缩到了1米47。她的身体，就是罪证，就是一部活着的战争史。 当她被折磨得气若游丝，日军觉得这人废了，也没情报价值了，为了省那点口粮，就像扔垃圾一样，把她扔到了荒野外。如果不是那位好心的大爷，历史的证人就被野狗吃了。 捡回一条命的万爱花，这辈子过得怎么样？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因为身体的残疾，她终身不育。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不能生养对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清楚。她收养了几个女儿，靠着给村里干点轻活，那是咬着牙活下来的。而且，因为这段经历，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要忍受不知情人的指指点点。身体的痛是明面上的，心里的痛是暗地里的刺。 如果是普通人，可能就这么忍气吞声一辈子了。但万爱花不一样，她是老党员，是当年的妇救会副主任，她骨子里有股狠劲。 1992年，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在这一年，万爱花站了出来。她是中国第一个公开以真名控诉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她要去日本，去东京，去那个曾经给她带来无尽噩梦的国家的首都，跟他们打官司！ 咱们现在说起来轻巧。你想象一下，一个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农村老太太，拖着那样残破的身体，要面对的是什么？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右翼，是冷冰冰的法庭，是无数质疑的目光。 当时有个细节特别扎心。万爱花到了东京，一下飞机，看到穿着制服的日本机场安检人员，老太太当场就哆嗦了，差点瘫在地上。那是刻在骨髓里的恐惧，是几十年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她还是站住了，走进了东京地方法院。 在法庭上，万爱花掀开衣服，指着身上那些虽然愈合但依然狰狞的伤疤，指着自己扭曲变形的脊柱，声泪俱下。她说：“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要个公道！我是为了让你们承认，当年你们干了什么！” 那一声声控诉，咱们听着都心碎。可是结果呢？ 败诉。 日本法院承认了受害事实，承认了日军当年的暴行，但最后来了一句：“个人无权向国家索赔”，或者是“已过诉讼时效”。 这算什么狗屁道理？杀人放火承认了，但因为时间久了，就不用负责了？ 万爱花不服啊，她一次次去，一次次败诉。直到2013年9月4日，这位跟日本政府死磕了21年的老人，带着无尽的遗憾，在山西太原的家中走了，享年84岁。临终前，她还念叨着那个没打赢的官司。 写到这儿，我心里堵得慌。 咱们现在日子好了，我也经常在头条上刷到各种新闻，有的说要“放下仇恨”，有的说“中日友好”。咱们是不记仇，中国人大度。但是，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看着万爱花老人那缩短了的身躯，得出的血淋淋的教训。 有些所谓的“公知”喜欢拿数据说话，说什么慰安妇是“商业行为”。你去跟万爱花说这是商业行为？你去看看她那变形的骨盆，看看她绝后的命运，哪种商业行为是要人命的？ 万爱花虽然走了，但她留下的那份证词，是铁板钉钉的。 我们为什么要一遍遍地讲万爱花的故事？不是为了去恨现在的日本老百姓，他们很多也是被蒙蔽的。我们是为了警醒。 你看现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在等万爱花这样的证人一个个死光！他们以为，只要证人都死了，那段历史就可以任由他们打扮了，就可以变成“并没有发生过”了。 咱们能答应吗？ 显然不能。万爱花的官司虽然输了，但在历史的法庭上，她赢了。她撕开了那块遮羞布，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个所谓的“皇军”到底是副什么嘴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