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抗日杀奸团到天津一电影院中杀奸除恶，但是却迟迟找不到目标。这时队长灵机一动，对电影播放员说：“请播放这五个字”，然后汉奸就主动站了起来。 1939年4月9日，那天大光明电影院上映美国大片《贡格丁大血战》，那是一部打斗激烈的动作片，枪炮声震天响。 祝宗梁和几个队员早早埋伏在电影院门口。果然，程锡庚的汽车来了。但这老狐狸非常狡猾，进场的时候混在人群里，加上电影院里乌漆墨黑的，几百号人头攒动，谁知道哪个后脑勺是程锡庚的？ 那时候电影已经开场了，如果在大厅里一个个找，肯定会打草惊蛇，弄不好还会伤及无辜观众。眼看电影放了一半，再不动手，散场时人流一冲，这老小子又得溜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19岁的祝宗梁脑子里灵光一闪。他想出了一招“引蛇出洞”。 他整了整那身咖啡色的西装，淡定地走进了放映室。他塞给放映员两毛钱，递过去一张写好字的玻璃片，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麻烦把这个投到屏幕上，急事找人。” 几分钟后，正在播放激烈画面的银幕上，突然打出了五个大字： “程经理外找” 这招实在是高！这就像上课时老师突然点名一样，是一种条件反射的心理战。 坐在观众席里的程锡庚，正看得入迷呢，猛然看到屏幕上有人找“程经理”。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日本人找我。 在那个节骨眼上，能在这个地界这么大张旗鼓找他的，除了日本主子没别人。他哪敢怠慢？“蹭”地一下就站了起来，准备往外走。 这一站，就要了他的命。 但是，程锡庚身边坐着他的老婆。这女人直觉准得吓人，就在程锡庚站起来的一瞬间，她一把拽住了丈夫的袖子，死命把他往座位上按，压低声音说：“别动！小心有诈！日本人找你不会用这种法子！” 程锡庚也是惊出一身冷汗，马上反应过来：对啊，保镖就在门口，真有急事早就进来贴耳汇报了，搞这一出，分明是催命符！ 他顺势就要坐下，把自己缩回黑暗里。 可惜，晚了。就是这一起一坐的几秒钟，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就像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躲在后排的祝宗梁和队友刘友深，此时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他们死死锁定了那个刚刚站起来的秃顶男人。 接下来的几分钟，是令人窒息的等待。祝宗梁没有马上开枪，他在等一个契机。 电影演到了高潮，银幕上两军对垒，枪炮齐鸣，音响震耳欲聋。就是现在！ 祝宗梁像一只敏捷的豹子，借着黑暗的掩护，迅速逼近程锡庚的位置。他掏出怀里的左轮手枪——那是一把崭新的手枪，木柄上连汗渍都没有——对着那个秃顶的后脑勺，没有任何犹豫。 连开四枪！ 枪声完美地混杂在电影的音效中，周围的观众甚至一开始都没反应过来这是真枪实弹的杀戮。 程锡庚当场毙命，甚至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那个出卖国家、搜刮民脂民膏的汉奸，就这样死在了他最爱的电影院里。 直到程锡庚倒下，身边的老婆发出了凄厉的尖叫，电影院里才炸了锅。 “杀人啦！杀人啦！” 人群瞬间乱作一团，大家发疯似的往出口涌。这混乱正是祝宗梁需要的掩护。他收起枪，混在惊慌失措的人群中往外挤。 这时候，程锡庚的保镖也听到了动静，从门口冲了进来。也是祝宗梁命大，或者是保镖眼拙，在那个昏暗混乱的楼梯口，保镖虽然拉扯了一下祝宗梁，但被祝宗梁灵活地挣脱了。队友在后面甚至还补了几枪制造更大的混乱，掩护撤退。 第二天，天津卫的报纸卖疯了。《大公报》头版头条：“津除一巨奸，程逆锡庚死于影院”。 老百姓看着报纸，嘴上不敢大声说，心里那是乐开了花。那个逼着大家用废纸换真钱的吸血鬼，终于遭报应了。 故事到这儿还没完，后续的发展更让人唏嘘。 按理说，干了这么大一件事，祝宗梁他们应该马上撤离或者躲起来。但你猜怎么着？第二天，这孩子照常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课堂上，语文老师王则民甚至还拿着报纸，激动地给学生们讲这件痛快事。老师眉飞色舞地夸赞这刺客是“侠客”，是“英雄”。台下的祝宗梁面无表情地听着，心里却在想：老师，这事儿就是我干的。 这种深藏功与名的心态，对于一个19岁的少年来说，简直沉稳得可怕。 后来，日本宪兵队发了疯一样全城搜捕。他们抓不到真凶，就随便抓了四个军统的特工顶包。重庆方面的戴笠为了救自己人，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了“抗日杀奸团”，希望真正动手的祝宗梁能站出来“自首”，去换那四个人，并承诺会通过外交途径保他平安。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去，九死一生；不去，那四个顶包的必死无疑。 祝宗梁二话没说，去了。 他和队友袁汉俊跑到了香港，公开承认：“人是我杀的，跟别人没关系。” 这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一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担当。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复杂的政治博弈，日本人死活不信两个学生能干出这种专业的事，非要说是军统干的，祝宗梁他们反而因祸得福，最终脱了险。 时光荏苒，当年的咖啡色西装少年，后来活到了100岁，直到2020年才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