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天，20岁的张爱玲正在家中洗澡，母亲却突然发疯一般的冲了进来，并声称要检查一下张爱玲的身体，看看她到底还是不是完璧之身！ 这事儿得从头捋。那时候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她的历史老师佛朗士非常赏识她，为了鼓励这个才女，特意给了她一笔奖学金。那个年头，800港币可是一笔巨款，要知道，当时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没多少。 张爱玲拿到这笔钱时，心里那个激动啊，就像咱们现在中了彩票一样。她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自己买衣服买吃的，而是要把这份荣耀捧到母亲面前。她想告诉那个挑剔了一辈子的母亲：你看，我虽然不会交际，不会跳舞，但我能凭本事赚钱了。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捧，捧出了一场灾难。 黄逸梵看到这笔钱，第一反应居然是冷笑。在她的逻辑里，女儿木讷、邋遢、甚至有点“呆”，怎么可能凭写文章、搞学术赚到这么多钱？她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这钱来路不正，除非是和那个男老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于是，就有了标题里那令人窒息的一幕。当张爱玲正在洗澡时，黄逸梵冲了进去，不由分说地按住女儿，进行了一场原始、野蛮的“处女检查”。 检查结果当然是清白的。但对于张爱玲来说，身体的清白保住了，精神的世界却彻底脏了。 事后，张爱玲一言不发。她以为只要证明了清白，母亲至少会替她保管这笔钱，或者像个正常母亲一样夸她两句。结果呢？三天后，残酷的现实给了她第二记耳光。 当张爱玲再去找母亲时，牌桌上的阿姨们随口漏了一句：“你妈昨天手气不好，输了800块。” 那是张爱玲的奖学金，是她的“生存证”，也是她打算去英国留学的路费。就这样，在麻将桌的哗啦声中，灰飞烟灭。 后来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里写到这一段时，语气冷得像冰：“觉得有什么东西死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 很多读者骂黄逸梵是“恶母”，是疯子。但作为历史观察者，咱们得客观点看。黄逸梵这个女人，其实是个典型的“娜拉”——出走了，但没地方去，最后心里扭曲了。 黄逸梵是湖南名门之后，也是裹过小脚的旧时代女性。但她骨子里极其叛逆。她那个丈夫，也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是个典型的晚清遗少，抽大烟、逛窑子、打老婆。 黄逸梵受不了这个。她可是能跟着小姑子去欧洲滑雪、去学油画、去和徐悲鸿做邻居的新派女性。为了自由，她可以抛下四岁的张爱玲和三岁的儿子，毅然出国。 在欧洲的那几年，是黄逸梵人生的高光时刻。她把脚放开，穿上高跟鞋，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那张留存下来的滑雪照里，她笑得那样灿烂。她活出了自我，却唯独忘了怎么做一个母亲。 这就导致了一个巨大的错位：母亲是激进的“洋派”，女儿却是敏感的“古董”。 等到黄逸梵回国，把张爱玲接到身边教养时，她是用打造“名媛”的标准来要求张爱玲的。她教张爱玲走路要像头顶有根线提着，教张爱玲吃苹果要削得漂亮，教张爱玲跳交际舞。 可张爱玲是什么人？她是天才，也是生活低能儿。她学不会看人脸色，学不会优雅转身，甚至连过马路都费劲。在黄逸梵眼里，这个女儿简直是自己完美人生的“败笔”。 这种恨铁不成钢的心理，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语言暴力。 有一次，黄逸梵冲着张爱玲吼道：“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这话太重了。虽然我们能理解，母亲或许是担心女儿这种性格在乱世活不下去，但对于敏感的张爱玲来说，这就是“遗弃宣言”。 那次800港币事件，与其说是为了钱，不如说是黄逸梵对自己教育失败的一种歇斯底里的宣泄。她潜意识里不相信那个笨拙的女儿能成功，所以她宁愿相信女儿是堕落了。 这之后，母女关系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张爱玲后来对母亲的态度，用两个字形容就是：还债。 她拼命写稿，拼命赚钱，就是为了把母亲当年花在她身上的钱，一笔笔还回去。她不想欠这个女人的，一点都不想。 这种冷漠一直持续到1957年。 那一年，黄逸梵在伦敦病重，身边没有亲人，只有满屋子的古董。她预感到大限将至，给远在美国的张爱玲写了一封信，希望能见女儿最后一面。 此时的张爱玲，已经37岁，嫁给了比自己大29岁的美国作家赖雅，生活窘迫，还在为流产和生计奔波。 收到信后，张爱玲没有买机票。她只是在信封里塞了一张支票，100美元，寄了过去。 这100美元，就像当年那800港币一样，充满了讽刺意味。当年你输掉了我的800港币，如今我用100美元送你最后一程。 黄逸梵去世后，她的遗嘱被公开。她把她那一辈子视若珍宝、甚至为了它们不惜变卖首饰的一整箱古董，全部留给了张爱玲。 她没有怪女儿的冷漠。在生命的尽头，她还是那个母亲。 这箱古董，后来成了张爱玲在美国后半生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当赖雅瘫痪在床，张爱玲无法工作时，是母亲留下的这些东西，帮她撑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这才是最残酷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