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2日，苏曼殊暴饮暴食，逝世时年仅35岁，死后在他枕头和床铺下发现很多糖纸。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一日饮冰五六斤”，自己还记载过：“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一九一八年五月初，上海广慈医院的一间病房里，护士在整理床铺时愣住了。     枕头底下，褥子下面，甚至病人单薄的衣服口袋里，窸窸窣窣地翻出了一大把五颜六色的糖纸。     这些糖纸的主人，那个刚刚因肠胃大出血去世的年轻人，名叫苏曼殊，去世时年仅三十五岁。     他的怀里，甚至还揣着半包早已化成了黏糊糊糖水的劣质冰淇淋。     这个被朋友戏称为“糖僧”的奇人，最终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为自己传奇又潦草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时间退回到一八八四年的日本横滨。     苏曼殊出生在一个华商家庭，父亲苏杰生是广东香山来的茶商，母亲是日本人河合若。     他的出生从一开始就蒙着一层阴影，生母在他很小时便离开了，他是由姨母河合仙抚养长大的。     六岁之前，横滨的海风与姨母的呵护，构成了他童年里为数不多的暖色。     然而，六岁那年，父亲决定将他带回广东老家认祖归宗。     这个决定，像一道闸门，将他的人生从此引向了截然不同的河道。     回到广东香山那座深宅大院，等待这个混血男孩的不是亲情，而是森严的等级与冰冷的歧视。     在苏家人眼中，他长相异样，来历不明，是个不折不扣的“外来者”。     祖母不许他叫自己奶奶，他被安置在厨房边上的破屋里，吃着残羹冷炙。     他看着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锦衣玉食，自己却连一块像样的点心都难以得到。     那种深入骨髓的匮乏感与屈辱感，在一个孩子心里埋下了对食物，尤其是对象征富足与甜美的糖果，一种终生难以治愈的饥渴。     十三岁那年，他染上疟疾，高烧不退。     家人非但没有悉心照料，反而因怕传染，将他丢进了后院堆放杂物的柴房，任其自生自灭。     在漏风的柴房里躺了三天三夜，奄奄一息之际，他摸到一个干硬发霉的馊馒头，就着雨水狼吞虎咽下去。     为了活下去，为了寻找一口安稳饭，他十二岁时逃家，跑到广州长寿寺剃度出家。     可佛门的清规戒律拴不住他那颗被创伤折磨的心，他竟偷烤了寺里的鸽子来吃，最终因破戒被逐。     再度漂泊后，他随表兄赴日本留学，先后进入大同学校、早稻田大学预科。     这段时期，他惊人的语言与文学天赋开始迸发，日、英、法文乃至梵文都进步神速，翻译拜伦、雨果作品时那种独特的再创造令人惊叹。     他结识了陈独秀、章炳麟等革命志士，满腔热血投入反清活动。     然而，光鲜的才子与激进的革命者外壳之下，那个在柴房里啃馊馒头的小男孩从未离开。     他将内心无法排遣的焦灼、孤独与对温暖的渴望，全部倾泻到了对食物的暴虐索取上。     他的饮食失控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     留学日记里，他轻松记载某日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末了还戏谑地添上一句“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     他对冰冷之物有疯狂的嗜好，自称“一日饮冰五六斤”，哪怕饮后腹痛如绞，翌日照饮不误。     甜食更是他的命门。     没钱时，他竟敲下口中的金牙，拿去换蜜枣和糖果。     朋友陈独秀笑他吃糖像孩子，他半真半假地回答，儿时缺了的甜，长大要补回来。     这些行为远远超出了“贪吃”的范畴，更像是一种近乎自毁的补偿仪式。     他用暴饮暴食带来的短暂饱胀与甜腻，对抗内心那个巨大的、由童年创伤撕开的空洞。     才华使他声名鹊起，怪癖亦使他“臭名昭著”。     步入中年，长期毫无节制的饕餮终于摧毁了他的身体。     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因严重的肠胃疾病住进广慈医院。     医生严令禁绝一切生冷甜腻之物。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躺在病床上的苏曼殊，上演了最极致也最心酸的一幕。     他表面顺从，暗中却想尽办法，将栗子、酥糖、八宝饭偷运进病房，藏在药瓶里、床垫下。     五月一日深夜，在剧烈的病痛中，他摸索出枕头下藏着的、已半融的冰淇淋，静静地吃完。     然后将糖纸仔细塞回枕下，仿佛进行一场庄严而孤寂的告别仪式。     翌日，护士在他身下发现那“小山一样”的糖纸时，他的肠胃里，已塞满了未能消化的糯米和糖块。     他以最“苏曼殊”的方式，走完了自己三十五岁的人生。     下葬时，有人不忘在他墓穴中放了一盒他生前最爱的糖。     他的一生，是才华与脆弱、激情与颓废、自律与放纵的极端矛盾体。     那一张张糖纸，是他对抗孤独与寒冷的武器，也是他无力真正治愈童年创伤的证明。     主要信源：《苏曼殊全集》《断鸿零雁记》《曼殊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