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洞房之夜，郭沫若见发妻太丑，拒绝同房，就在他转身要走时，发妻拉住他苦苦哀求：给我个娃吧！郭沫若瞟了新娘一眼，依旧转身离开。     一九一二年的冬天，四川乐山沙湾镇的老宅里，张灯结彩。     二十岁的郭沫若，一个已经接触了新式教育、满脑子革新思想的青年，极不情愿地穿上了长袍马褂。   他对面是一顶刚刚落地的花轿，轿子里坐着比他大一岁的姑娘，张琼华。     这桩婚事，是彻头彻尾的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传到郭沫若耳中时，被美化了不少，说姑娘人品好，读过书，相貌也端庄。     这让他反抗的决心松动了一些，毕竟在那个年代，完全违逆家庭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当郭沫若用秤杆挑开那方红盖头时，他所有的侥幸心理瞬间坍塌了。     烛光下，他看到一张与想象截然不同的脸，以及那双被紧紧包裹着、象征着旧时代束缚的“三寸金莲”。   这个向往自由恋爱、笔下正开始酝酿浪漫诗篇的青年，无法将眼前这个怯生生的、带着旧式女子所有特征的陌生人，与自己的伴侣联系起来。     他没有说话，沉默地转过身，径直向门外走去。     就在这时，他的衣角被拽住了，张琼华不知哪来的勇气，伸出手拉住了他。     她的话语很轻，但意思明确，不要走，我已是你的妻子，你得给我一个孩子，一个在这家里的立足之根。     郭沫若回头瞟了她一眼，那目光里没有温情，只有疏离与不耐。     他轻轻挣开她的手，脚步未有丝毫停留，消失在新房门外。     红烛滴泪，一夜未熄。     这个洞房花烛夜，为两人往后六十余年的关系，定下了一个苍凉的基调。     新婚没几天，郭沫若便以继续求学为名，离开了家乡。     一九一三年，他更是远渡重洋，去了日本。     外面的世界海阔天空，他在那里汲取知识，投身文艺，也很快邂逅了理想的爱情，日本护士佐藤富子（后取名郭安娜）。     他们自由恋爱，共同生活，生儿育女。     郭沫若的文学才华如火山般喷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     故乡那个面色焦黄、守着旧礼的发妻，在他的生活与精神世界里，早已褪色成一个遥远而模糊的符号，一封来自过去的、不愿拆阅的信。     而在乐山的老宅里，时间仿佛流逝得格外缓慢。     张琼华留了下来，以“郭家儿媳”的身份。     这个名分，成了她一生的枷锁，也成了她全部世界的边界。     丈夫一去不返，音讯稀少，她默默地承担起一切。   在郭家长辈眼中，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媳妇，贤惠、孝顺、勤快。     只有夜深人静时，她或许才会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发呆，手里摩挲着那几封丈夫从海外寄来的、仅有只言片语的家书。     一九三九年，郭沫若的父亲病重去世，他时隔二十六年重返故里。     此时的郭沫若，已是名满天下的文豪，身边伴着新的伴侣于立群。     这次归来，对他而言是奔丧，也是与过去的一次仓促交割。     在老家他看到了张琼华，这个名义上的妻子已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妇人。     老宅依旧整洁，父母的后事被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一切都离不开眼前这个女人的操持。     面对她，郭沫若的心中或许掠过一丝复杂的歉疚。     他在父亲灵前，向张琼华郑重地鞠了一躬，感谢她多年侍奉双亲、守护家庭的辛劳。     然而，感谢与愧疚，并不能改变任何事实。     丧事办完，他再次离去，挥别了这个他从未真正走进过的“家”，也挥别了张琼华望向他的、欲言又止的目光。     他只留下了一幅字，上写“书付琼华”四字，像一份轻飘飘的凭证。     从此，张琼华彻底成了郭家老宅的“留守者”。     时代巨变，新中国成立后，她分到了一间城里的小阁楼，靠糊火柴盒、做点零活维持生计。     街坊邻居都知道她是郭沫若的原配，有时会用同情或好奇的眼光打量她。     她很少谈论过去，只是安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收音机里偶尔会传来郭沫若的消息，担任了什么职务，发表了什么文章。     每到这时，她总会放下手里的活计，静静地听上一会儿。     那声音连接着一个她无法理解、却与之命运纠缠的浩瀚世界。     一九八零年，张琼华孤独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终年九十岁。     她为这段婚姻，守了整整六十八年。     没有人知道，在无数个漫长的日夜裡，她翻阅那些字纸时究竟在想些什么。     郭沫若追求个人幸福与思想自由，在当时的进步青年看来无可指摘。     而张琼华恪守嫁夫随夫的传统妇道，在她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中，也是一种本分。     悲剧的种子，早在那个花轿抬进老宅的冬日，便已埋下。     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在时代转折的裂缝中，被硬生生捆绑在一起后，注定无法共鸣的喑哑回响。   主要信源：《郭沫若与他的三位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