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1932年的南京，空气里总带着一股铁锈味。 在那家名叫“鸿昌”的南货店柜台后，老板王世英的手指正熟练地拨弄着算盘珠子。账目清清楚楚，但他心里在算的，却是另一笔关乎生死的账。 他此刻的身份是精明的生意人，也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但在更隐秘的档案里，他是代号“老余”的中共特科驻南京特派员。 危机往往不打招呼就撞上门。上海那边出事了。 秘密印刷厂厂长陈玉仁没能扛住审讯，嘴巴一松，把王世英给卖了。拿到口供的是个狠角色——中统特务头子史济美，化名马绍武，黄埔六期的“学弟”，也是手上沾满鲜血的“一号杀手”。 史济美看到“王世英”三个字时，手里的钢笔估计都顿了一下。老相识了，甚至还想拉拢过。这让他既兴奋又忌惮：抓住了是大功，跑掉了就是后患。他甚至没敢发电报，直接带着人从上海杀向南京。 情报的传递是一场以秒为单位的竞速。潜伏在敌营的简北昌拼死送出了消息，而在南京街头，或许就是一份不起眼的《申报》，被塞进了王世英的手里。 那是报纸边缘几行潦草的铅笔字，意思只有一个：暴露，速撤。 换作常人，恐怕早就夺门而逃。但王世英没有。他很清楚，干这一行，这就叫“踩着刀尖过日子”。他转身走进内室，弯腰从床底拖出一只沉甸甸的铁箱。 在那间每月租金仅八块大洋的狭小亭子间里，一只取暖用的火盆，成了冬日里最不可或缺的物件。联络名单、交通站分布图、绝密情报，一张张纸被扔进火里。 纸上的字迹在火光里慢慢蜷缩、变黑，最终化作细碎灰烬，他必须牢牢把控好每一秒。多烧一秒，就多一分安全。少烧一秒，就是无数同志的人头落地。 灰烬未冷，门铃响了。 这大概是心理素质最变态的时刻。门外站着的不是查水表的，而是带着杀气的史济美。王世英瞥了一眼处理干净的火盆，调整了一下呼吸，走过去开了门。 门开了，两个黄埔校友面对面。史济美一身笔挺西装，脸上挂着程式化的笑意，开口对世英道：“世英兄，许久未见，一切安好？” 这时候任何一丝慌乱都会变成子弹射进胸膛。王世英甚至比对方更热情，一边把人往屋里让，一边抱怨生意难做，顺手倒上了茶。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刺刀见红。史济美坐在客厅中，目光锐利地四处打量，嘴上却漫不经心地聊着家常，随口问道：“弟妹怎么没在家？听说她以前在湖南那边挺活跃？” 这句话就是图穷匕见。王世英手里的茶壶稳得纹丝不动，笑着回敬：“以前在军校我们谁没激进过？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她买菜去了，一会给你们露一手。” 昔日同窗带来的亲近感，再加上王世英身上那股不加掩饰的烟火气，让一直高度警惕的史济美，也悄悄放下了几分戒备。 王世英抓住了这唯一的缝隙。他站起身，提起暖壶朝楼上示意：“你们先坐着歇会儿，我去烧水准备饭菜，今天咱们一定要好好喝两杯。” 上了阁楼，王世英立刻收起了笑容。他没有去摸灶台，而是拧开了所有的水龙头。哗哗的水流声瞬间充斥了整个空间，他又把几个碗盆重重地磕在水池里，制造出一种忙碌备餐的听觉假象。 楼下的史济美听着头顶传来的洗刷声，安心地翘起了二郎腿。他以为瓮中捉鳖已成定局，却不知道这只“鳖”正在上演一出空城计。 就在水流声的掩护下，王世英推开后窗，翻身跃上了邻居家的阳台。他对这一带的地形太熟了，七拐八绕，像一滴水融入大海，瞬间消失在南京错综复杂的巷弄里。 等到史济美终于觉得不对劲，踹开阁楼大门时，迎接他的只有满地溢出的自来水，和一扇嘲讽般敞开的窗户。 这一巴掌，打得这位“中统杀手”脸上火辣辣的疼。 但最精彩的还在后头。此时全城戒严，到处都在盘查。王世英没有选择躲进阴沟，而是玩了一把大的。他在城门口拦下了一辆军车。 车里坐着的是他的老同学张孟浪，此人身份不凡，在军中担任要职，手握精锐部队的指挥权。张孟浪压根不知道这位老同学已经被通缉，一听要搭顺风车，二话没说就让他上了那辆威风凛凛的装甲车。 特务们的封锁线哪怕再严密，谁敢拦铁甲纵队的装甲车？王世英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坐在装甲车里，在特务们的眼皮子底下轰鸣出城。 史济美这次算是栽到了姥姥家。这次抓捕失败，成了他特务生涯里洗不掉的污点。 而对于王世英来说，逃出生天不是结束，而是复仇的开始。他回到上海，投入了更残酷的战斗——重建“红队”。 因果循环在这个故事里来得特别快。仅仅一年后的1933年，那个曾在南京客厅里假笑试探的史济美，在上海街头被红队特工当街处决。 那个出卖战友的叛徒“阿荣”，后来也被王世英设局，诱入埋伏圈清理门户。 这一局，王世英赢了。不是靠枪法，是靠那颗在惊涛骇浪中依然冷静到极致的心脏。 参考信息：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2025-04-10).潜伏金陵暗号“伍豪之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