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名西洋摄影师在旅行途中看到的一幅场景。一名衣着体面的年轻妇人乘驴出行，她盘腿坐在驴背上，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这样的坐姿是很需要一番勇气和技术的。 拍照的人是个旅居华北的英国摄影师，曾在1933年从北平出发沿冀中南行。照片拍于清苑县附近的土路上，那年正值旱灾未退、匪患又起。 他当时记下相片标题为“东方女性的优雅”，却未能理解镜头中人物的真实处境。 那名妇人姓周，来自定县，丈夫在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请愿团去往北平，至1932年杳无音信。她独自抚养幼子，守着两亩薄地，靠缝补维生。 1933年夏，军阀部队路过乡里征用田地，全村征粮，婆婆旧病复发去世，留她和未满一岁的孩子相依为命。她决定前往阜平娘家投靠，为此变卖了结婚时仅有的一枚金戒指，换来路上一头租来的毛驴和三天干粮。 她的骑姿不是为了好看，而是练出来的本领。民国年间，女性极少盘腿坐骑，即便商贩妇人也多为侧坐或俯卧。 但她怀里抱着孩子，只能盘坐以稳重心，长途路上孩子昏睡时，她甚至用自己膝盖给婴儿垫底。马车太贵，步行太慢，驴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冀中地区妇女社会状况研究》曾记载，当时逃难妇女中有三成靠租驴代步，尤其在军阀混战和灾荒并行之年，这类长途迁徙极为常见。 途中她在破庙中过夜，给孩子裹了三层布，自己腿上却冻出了紫块。有一晚遇着野狗围叫，她咬牙不睡，半夜还要去院子里喂驴。 黎明时那张信纸在手心被汗沾湿，她写了一封未能投出的信给丈夫，说“我和儿子都安好，勿念”。根据河北档案馆1934年收录的灾荒家庭信件统计，这类报喜不报忧的信件占到七成以上。 “身处乱世，能保家人一口粮、一身暖，便是万幸。”这是当年一个逃荒母亲在信中写下的句子，被收录在《抗战时期妇女书信集》中。 这句话与周妇人的经历完全吻合。 到达娘家后不过两月，华北又起扫荡，阜平周边山头成了临时避难所。她再度带着孩子迁往井陉山区，后来何去无踪，族谱也未再提她名，只留下那张被命名为“优雅”的照片。 可那张照片里真正清晰的，不是她的衣衫，而是手上冻裂的口子和孩子小脸上的浮肿。 她没有名字出现在史书，也没人为她立碑。但她走过的土路、咬牙撑起的背影，恰恰构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底色。 不是风花雪月的才子佳人，而是每个乱世中的母亲，用膝盖、手臂、牙关，把家和孩子一点点拖出泥泞。她的勇气，是对抗命运的无声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