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陈再道的儿子因为通敌被抓进了监狱，此事很快传到了毛主席耳中，得知此事的前因后果后，毛主席勃然大怒，将毛远新给叫了过来，问他：“陈东平和你是上下铺，他通敌这事，你一点都察觉不到吗？”   1984年的洛阳，空气里带着一股肃杀的凉意，刑场上的一声枪响，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个45岁男人的生命，子弹穿过头颅的那一刻，并没有因为他是开国上将陈再道的长子而拐弯，倒在血泊里的陈东平，身份撕裂得令人咋舌。   他是哈军工曾经的高材生，是红色将门的嫡长子，但他同时也是档案里记录在案的通敌者，以及身负二十多笔风流血债的强奸犯，这一枪，其实迟到了整整22年，如果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62年，那才是他命运真正开始腐烂的起点。   那时候的陈东平，睡在中国最安全的宿舍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工程系，这地方有多红，这么说吧，睡在他上铺的兄弟叫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两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本该是世界上政治嗅觉最灵敏的几平米空间。   可就在毛远新捧着马列著作苦读的时候，下铺的陈东平却借口“身体病休”躲回了家里的温柔乡，也就是在这个当口，一台旧收音机成了他人生的黑洞，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无线电波里并没有什么正能量，他鬼使神差地搜到了海峡对岸的频率。   那边的广播里，没有军校的紧急集合哨，只有关于金钱、自由和灯红酒绿的许诺，对于吃不得苦的陈东平来说，这简直就是致命的迷魂汤，他不仅听了，还动了真格的，他按照广播里的指引，亲笔写了一封信，收件地址直指泰国的一个特务联络点。   信里的内容现在看来蠢得惊人：我是高干子弟，我想投奔你们，我可以用情报换那边的荣华富贵。   1962年12月，这封还没来得及寄出国门的“投名状”被公安部门截获，侦查员顺藤摸瓜，结果摸到了陈再道的家门口，整个京城的高层圈子都懵了，消息传进中南海，毛泽东的反应不是震惊，而是震怒。   他把毛远新叫到了跟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问：他在你眼皮子底下通敌，你这个上铺是怎么当的，毛远新的回答显得很苍白，他说陈东平平时也就抱怨两句军校太苦，爱摆弄收音机，谁能想到这是在搞情报。   这番对话，直接暴露了当时高层防御体系中一个巨大的心理盲区，灯下黑，也就是在1963年初，判决下来了，因为没造成实质性的情报外泄，再加上他那个沉甸甸的家世背景，这桩通敌大案最后只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劳教两年，保留学籍。   这给了陈东平一种极度危险的错觉：天塌下来，有老爹的勋章顶着，这种畸形心理的根源，得往回追溯到1939年的延安，那时候陈再道夫妇忙着打仗，陈东平一出生就被寄养在战友家里，像个没人管的野草。   直到1949年进了城，十岁的他才回到父母身边，陈再道夫妇看着这个一身土气、性格孤僻的儿子，满心都是愧疚，这种亏欠感转化为了无底线的物质补偿。   想穿新衣服那就买，想玩什么买，这种“补偿性溺爱”亲手搭建了一个特权温室，把那个曾经的延安孤儿“培养”成了不知敬畏的京城恶少。   1965年，两年的劳教结束了，扛锄头、干农活并没有洗掉他骨子里的特权意识，他反而觉得自己只是倒了霉，到了70年代，他被安排到河南外贸公司工作，在这个拥有实权的位置上，他彻底撕下了伪装，手里的招工权、调动权，在他眼里不再是公器，而是猎艳的诱饵。   只要有女性来求职或办调动，他就露出獠牙，在那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受害者往往摄于他“上将之子”的威势，敢怒不敢言，这一忍，就是二十多个受害女性的血泪，直到1983年，风向变了，国家启动了史无前例的“严打”战役，法律的天平终于不再向身份倾斜。   群众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旧账新账一起算，此时的陈东平才发现，那把一直罩在他头顶的保护伞，漏雨了，就连朱德总司令的孙子朱国华，都在这次风暴中因流氓罪被判处死刑，这个信号再明确不过：特权阶层的“免死金牌”作废了。   1984年4月，洛阳公审大会，面对确凿的证据链，陈东平瘫软在审判席上，在最后的时刻，家里人曾哭着求陈再道去说句话，保儿子一命，这位从黄麻起义一路杀出来的老将军，把自己关在屋里，心如刀绞，但一步也没迈出家门。   他心里清楚，那二十多个被糟蹋的姑娘，也是别人的掌上明珠，随着一声枪响，所有的罪恶与特权，在那个春天画上了句号，这颗子弹，不仅击穿了陈东平的胸膛，也击碎了那个“刑不上大夫”的旧梦。信息来源：2018-12-27广灵反邪教——惊动毛泽东的“陈东平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