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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褚时健的掌上明珠褚映群被洛阳警方带走,4个月后,褚映群在狱中自杀身亡

1995年,褚时健的掌上明珠褚映群被洛阳警方带走,4个月后,褚映群在狱中自杀身亡。褚时健得知女儿死亡的消息后,当着律师的面嚎啕大哭。 1995年的那个深冬,云南玉溪的空气冷得像块生铁。 律师推开办公室大门的时候,看见褚时健正对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出神。这位叱咤风云的“烟王”,手里并没有夹着那根标志性的雪茄,而是攥着一份刚送来的简报,指关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泛白。 律师接起电话,听筒那头传来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几个破碎的词组拼凑出一个令人窒息的事实:洛阳,看守所,没了。 褚时健没有回头,但他显然听懂了这阵沉默背后的含义。就在这一秒,那个在烟草战场上杀伐决断的统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老父亲。 他整个人瘫软在皮椅里,肩膀开始无法控制地剧烈耸动,喉咙里发出一种浑浊的、类似于受伤野兽般的呜咽。律师看见,泪水瞬间打湿了他那件笔挺的衬衫前襟。 妻子马静芬曾经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在黑暗的野地里整整站了半宿,只为了躲避那些在土墙缝隙里游走的冷血动物。 褚时健会在赶集的日子里,用省下来的钱给女儿买一杯漂着薄荷叶的糖水。那是褚映群童年记忆里关于“甜”的全部定义,也是父女之间某种隐秘契约的开始——父亲负责提供安全感和甜蜜,女儿负责崇拜和依恋。 只是谁也没想到,这种对“甜味”的渴望,在几十年后会发生那样剧烈的化学反应。 当时光的指针拨到90年代,玉溪卷烟厂已经是一台日夜轰鸣的印钞机。 悬殊的市场价格落差,使“批条子”这一行为摇身变为炙手可热的“硬通货”,在利益场中悄然流通,凸显出市场秩序背后的隐忧。一张有着褚时健签名的纸片,在黑市上可能就意味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利润。 这时候的褚映群,已经不再是那个躲在父亲怀里喝糖水的小女孩。作为烟草系统的中层干部,她有着自己的野心,或许还有一种想要证明自己不只是“褚时健女儿”的急切。 这种急切让她走上了险路。从1991年开始,她利用父亲的职权,协助广东普宁和揭阳的烟草公司获取紧俏指标。 几十万的现金好处费,像是另一种形式的“糖水”,只是这一次,里面掺杂了致命的毒药。 1995年寄往中纪委的那封匿名举报信,精准地引爆了这枚埋藏已久的地雷。信中指控洛阳烟贩利用褚家牟利近千万。 洛阳警方直奔珠海带人,随后连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也被收监。这种跨省执法的雷霆手段,其实已经预示了结局的不可逆转。 对于褚时健来说,1999年的那份判决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涉案金额174万美元——虽然沉重,但或许都比不上那个深冬下午的电话来得痛彻心扉。 他在法庭上对于受贿指控的供认不讳,更像是一种心如死灰后的放弃。相比于那一长串冰冷的数字,他更在意的是那个永远无法回家的女儿。 2002年,当74岁的褚时健以严重的糖尿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时,所有人都以为这位老人会找个安静的院子了此残生。 但他没有。他拖着那副病体,转身走进了哀牢山的深处,承包了2400亩荒地。 这无疑是一个几近疯狂的抉择。这般大胆且近乎失去理智的决定,仿佛冲破了常规的樊篱,令人惊愕不已。媒体把这解读为“企业家的不屈”,大众将其视为“触底反弹的励志神话”,但真正懂他的人,在果园里看到了另一个答案。 他像当年在烟田里捏烟叶一样,戴着老花镜研究土壤的酸碱度,计算光照的时长,甚至因为一个修剪枝条的动作和技术员争得面红耳赤。 支撑他这么做的动力,不是为了钱。那个曾经掌管数百亿资产的老人,对于财富早已脱敏。 在一次偶然的闲聊中,他对来探望的外孙女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妈妈小时候,最爱喝糖水。” 他种的不是橙子,而是一种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补偿。他是在用这漫山遍野的冰糖橙,去置换当年那杯两毛钱的薄荷糖水,去填补那个因为权力和贪欲而被凿穿的亲情黑洞。 这更像是一场漫长的、无声的招魂仪式。他要把那个在洛阳冰冷的看守所里失去的“甜”,通过哀牢山的泥土重新种出来,留给女儿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血脉。 他离世的时候,正是哀牢山橙花开得最汹涌的季节。洁白细碎的花朵覆满枝头,风吹过时,像极了一场沉默的雪。 他的墓碑最终被安置在山上,朝向那片郁郁葱葱的橙林。 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那个一生都在烟草的辛辣和橙子的清甜之间挣扎的灵魂,终于可以停下来,在这个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守望着他那份笨拙、惨痛却又无比深沉的爱。 主要信源:(新京报——褚时健,那个不服输的人走了,马云说:我很钦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