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系制度 在人类社会漫长演进的画卷中，“父系制度”这一概念常被误解、简化，甚至与“父权”混为一谈——然而二者实则迥异。父系（Patrilineality），指的是以父亲一方血缘为纽带，计算世系、传承姓氏与财产的社会组织方式；而父权，则强调男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尽管许多中国人至今仍将两者等同，但学术界早已厘清其界限。 19世纪前期，以梅因《古代法》为代表的观点曾断言原始社会天然属于父系父权结构；然而到了19世纪中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颠覆性假说，认为人类最早经历的是母系母权阶段，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将此理论政治化，宣称母权社会是历史发展的起点。这一观点一度风靡西方思想界。但随后，达尔文、韦斯特马克、泰勒等学者从进化论、婚姻制度与文化比较角度提出有力反驳；更重要的是，20世纪以来，深入田野的人类学家通过对全球数百个原住民社群的实地考察发现：所谓“母权社会”几乎从未真实存在过——女性虽在某些文化中拥有较高地位，却从未系统性地掌握政治或经济主导权。 如今，主流人类学与考古学已达成共识：早期人类社会并非单一线性演进，既非先母系后父系，也非普遍父权；相反，大量证据表明，在采集—狩猎时代，男女分工虽有差异，但地位相对平等，合作共存才是常态。父系制度与母系制度并非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而是长期并行、因地而异的社会组织形式。 换言之，人类社会的亲属结构远比“母系→父系”的简单叙事复杂得多。今天回望这段学术史，我们更应警惕将现代性别观念投射到远古社会的倾向，而应以实证精神，尊重多样文明的真实面貌。父系制度的存在，并不必然意味着压迫；母系痕迹的留存，也不等于女性掌权。理解这一点，方能真正走近人类社会的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