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马来西亚人称：我是马来西亚人，如果中国真的开战，我要向中国报名加入战争！ 在马来西亚的街巷里，很多华人从小就被长辈告诫，手里的护照可以是马来西亚的，但祖籍在中国，做人要记得饮水思源。 家里餐桌上既有马来菜，也少不了家乡味，出门说马来语，回到家里自然切换成福建话、广东话，春节中秋照样挂灯笼、贴春联，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华人文化始终是最深的底色。 这种身份认同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代代相传的教育。对不少马来西亚华人来说，“是不是中国人”，关键不在证件，而在骨子里有没有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对祖籍国遭遇的冷暖是否有同感。 导游在车上随口的一句“现在中国强大了，我们在这里也更受重视，还能去考公务员”，听上去轻描淡写，却道出一种很直接的感受：身后那块土地的强弱，会真实影响海外子孙在当地的地位与自信。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后，山河破碎的消息传到马来西亚，唐人街里、华校课堂上，愁云压顶。许多马来西亚华侨很清楚，远在海外却与祖国休戚与共。 1939年，为了保住抗战物资生命线滇缅公路，陈嘉庚发出招募通告，号召南洋华侨青年回国担任司机和机修工。 通告传到马来西亚，好像在南洋华社上空响起一声急促号角。槟城、吉隆坡、马六甲、沙巴、砂拉越，各地侨团连夜张罗报名点，负责体检、登记、筹旅费，华侨青年从乡镇和码头赶来，排队报名，短短几个月间，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就有三千二百多名青年响应，其中多数是马来西亚华人。 这些人原本是普通司机、修车师傅、小商贩或学生，也有出身殷实人家者。有人告别白发父母，有人放下新婚家庭，有人抚过孩子的脸转身上船。 槟城富商之女白雪娇剪去长发，女扮男装报名回国，在家书里写下愿为祖国牺牲一切的话语；李月美同样易装随弟弟回国，战地表现刚毅，被题为“巾帼英雄”。 抵达昆明后，这些被称作南侨机工的青年接受驾驶和维修训练，很快被派往滇缅公路。这条路要翻越高山、跨过大河，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激流，道路泥泞险峻，再加上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每一次出车都可能有去无回。 南侨机工依然硬着头皮往前冲。白天躲避敌机，夜里关灯摸黑开车，桥梁被炸就用油桶和木板搭起临时浮桥，车辆抛锚就地趴在泥水里抢修。 1939年至1942年，他们驾着卡车在这条死亡公路上往返，抢运出五十多万吨军需物资、一万五千多辆车辆，还有成批药品和粮食，为前线士兵撑起一条真正的生命线。 代价极其惨重。统计数字背后，是一千多名南侨机工倒在路边山谷和江岸，平均每一公里就有一位机工英魂长眠，许多人连完整姓名都来不及留下。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两百三十万华侨还在海外筹款捐物，从1937年至1945年，累计捐出数以亿计的国币和大量药品设备，构成抗战财政和物资的重要来源。战后，槟城、吉隆坡先后树立纪念碑，刻下南侨机工的名字，也刻下马来西亚华侨对祖国的那份担当。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今天马来西亚华人谈起中国时才会有那样特别的语气。有人说，当年祖国有难，马来西亚华人散尽家财、赴汤蹈火；现在中国强大了，中国也要保护好在马来西亚打拼的华人兄弟姐妹。这不是简单的情绪表达，而是一种被时间不断验证的互相托付。 在很多马来西亚华人的理解里，自己既是马来西亚公民，也是华夏子孙。遵守当地法律、融入当地社会，是对脚下土地的尊重；记住祖籍、坚持家乡话、过华人节日，是对血脉与文化的坚守。 当导游自豪地说“有强大的中国在背后，我们在这里也更有底气”，这句话之所以能让游客记在心里，是因为背后连着无数南侨机工的牺牲与一代代华侨的默默付出。 国籍可以改变，血脉无法改写；身份可以多重，记忆却始终相连。马来西亚华侨在抗战岁月用性命护过祖国，在和平年代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国。 中国同样不会忘记这段共同走过的路。只要这种彼此记得、彼此扶持的情感还在，跨越山海的那条纽带就不会断，中华儿女无论身在何方，终究是在同一片历史与未来里并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