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作家周扬回乡探亲，顺道去看前妻吴淑媛墓，谁料，半路突然大雨倾盆，顿感慌张，立马转身离开，不敢去坟前。 - 1980年的湖南益阳后山有条泥泞小路，七十多岁的周扬蹒跚着往前挪，他要去看前妻吴淑媛的坟，那坟只是一个没有碑的土堆，离坟头只剩几十米时，暴雨突然倾盆而下，像一堵无情的水墙，把他逼得停住，周扬没有躲雨，也没有等雨停， 他就站在泥里盯着前方发怵，嘴里喃喃念着她在怪我，然后踉跄着转身走开，此后直到1989年去世，再也没有踏上那条路，这让许多人不理解，一个在延安和北京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理论家，怎么会在一座农妇的孤坟前，被一场雨吓退， 要理解这一切，必须把时间拨回更早，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账，从1923年就埋下了欠条，吴淑媛16岁嫁给同岁的周扬，她带着丰厚嫁妆进门， 在上海那些年，周扬搞革命、混文坛，花销巨大，钱主要从她身上来，她把外婆陪嫁的金首饰放在不锁的抽屉里任丈夫变卖，她还配合两名女党员假扮夫妻给周扬掩护，几乎把安全空间都让了出去， 到了1934年深秋，要结算这段婚姻时，周扬冷酷无情，用待产做借口，把怀孕的吴淑媛打发回乡，不给抚养费，也没安排生活， 只给她一本浅绿色信笺纸让她写信，听起来像关心，其实像打发，他拿走能变现的金条，却只留下不能兑现的纸，随后干脆切断联系，物理上远离、信息上沉默，硬生生制造了七年的黑洞， 吴淑媛只能靠写信等消息撑着，那本信笺纸成了她唯一念想，也是最廉价的安抚，她不甘心被空等，从1935年起每年夏天都买最好的梅子做甘草梅，因为周扬爱吃，她第一坛做好擦得锃亮放柜头， 因为信里说暑假必回，结果暑假过去人没回，第二年、第三年照做，第四坛也照做，坛子慢慢在柜里变质，承诺绝不负家人的人只在纸上，她的等待一年一年堆积，每坛梅子都是一次押注也是一次落空， 而周扬在外掌握信息和选择权，这场信息战他占尽上风，1938年，他从延安寄回一本自己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表面体面，实际上残酷，因为他已与苏灵扬结合组建新家庭，却把这本讲女性追爱走向毁灭的书寄给守活寡的妻子，像在提醒她认命，又像嘲弄她的等待， 真正炸开一切的是1941年6月，长子周艾若拿回一张《救亡日报》，报上印着周扬写给郭沫若的信，信末一句“苏已上抗大小孩已进托儿所”，冷得像判决，没有解释，没有离婚协议， 甚至不是写给她的，吴淑媛七年苦等被这一行字顺手宣判作废，精神瞬间断裂，身体也跟着垮，她脖子迅速长出一串串像荔枝大的淋巴结，全身浮肿疼得厉害，却不喊不叫， 只咬住被角硬扛，临终前那床被角被咬得稀烂，像把所有委屈都咬进布里，这不是矫情，而是心死后的本能，1942年她35岁去世， 临终她想吃北方的大梨，家人千辛万苦弄来，她却吃不下，那北方正是周扬所在，梨成了最后执念，她死后被草草埋在屋后百米，无碑无名，仿佛从未存在。 所以1980年的那场暴雨，像迟到38年的回声，周扬走到离坟头几十米时被雨拦住，他突然明白，那几十米不是路，而是良心债，雨里装着四坛烂掉的甘草梅，也装着被咬烂的被角和那本浅绿色信笺， 他念着她在怪我，然后逃走，像是在接受一场缺席审判，他知道自己在这笔账上输得彻底，他的恐惧不是来自泥路，而是面对多年欠下的道德债，那场雨就是记忆和悔意的化身，这一切都无法挽回，雨停了，他没有回头，也再也走不到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