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邓颖超在广州产下一子，由于这个孩子生下来体重太大，有9.09斤重，超过了正常标准，导致无法正常顺产出来，而那时的技术还无法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助产，但因用力过大，孩子的头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无法成活！ 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从天津相识，到广州结合，本该是寻常夫妻的温馨，可时代洪流裹挟，一切都变得那么仓促又深刻。邓颖超从小在天津长大，母亲靠行医养家，她早早投身妇女运动，周恩来则从淮安起步，东渡日本求学，后到欧洲接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领导各种革命活动。1925年夏天，他们在广州办了场简朴婚礼，没什么排场，就这么俩人携手往前走。那时候，国共合作正热烈，周恩来忙着军事，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两人聚少离多，却总在信里互诉理想。 婚后没几个月，邓颖超发现怀孕。周恩来那时正率军东征，她留在广州，工作任务重得喘不过气。考虑到革命形势紧迫，她没和丈夫商量，就服用了中药终止妊娠。这事周恩来东征回来才知晓，他罕见地发了脾气，说这是两人共同的事，不能一人独断，还强调革命需要后代接班。邓颖超后来反思，这确实太草率，对身体也造成伤害。可那时年轻，谁能预料以后呢？ 转眼到1926年，北伐军誓师，全国革命浪潮高涨。周恩来在各地奔波，邓颖超继续在广东推动妇女解放。1927年初，她再次怀上孩子，这次决定留下。周恩来已调到上海指挥工人起义，她留在广州待产。母亲从天津赶来陪护。3月21日那天，正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日，可邓颖超却在广州一家德国教会医院遭遇难产。医疗条件有限，医院没法做剖腹产，孩子体重超标，顺产难以为继。经过三天三夜煎熬，医生只好用产钳助产。孩子是男孩，重达近十斤，但头部因钳力过猛受伤，刚出生不久就没了气息。这打击对邓颖超来说巨大，产后身体虚弱，本该好好休养。 偏偏那时广州形势急转，反革命势力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党组织紧急安排邓颖超母女撤离。她们先到香港暂避，然后乘轮船去上海。一路颠簸，对刚经历难产的她是雪上加霜。到上海见周恩来时，她已虚弱不堪。医生检查后告知，子宫恢复不佳，以后难再怀孕。夫妻俩没时间沉浸悲痛，把精力转向革命事业。从此，他们视革命后代为己出，关爱无数烈士子女。 他们先是照顾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当自家闺女养。孙维世后来成了戏剧工作者。叶挺将军的大女儿叶扬眉，也被他们认作干女儿。还有谌志笃的女儿谌曼里，周恩来在天津时的老友后代。他们不光提供生活保障，还注重教育，教导这些孩子继承革命精神，避免特权思想。延安时期，他们的窑洞常围着群孩子，周恩来讲故事，邓颖超管起居。建国后，在中南海，他们继续关注工作人员子女和烈士遗孤，如蔡和森的孩子、钱壮飞的后代，都得到及时帮扶。周恩来常说，全中国青年都是我们的儿女。天津工人曾感慨，我们都是总理的儿女，这话道出多少人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