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了一票大买卖，货发出去了，人家也转账了，钱到账第二天，我银行卡就被冻结了！”——陕西渭南的李先生至今都难以相信，这笔本以为能救他小生意的酸枣仁交易，几乎让他血本无归，甚至一度被当成诈骗“共犯”。而他唯一的“失误”，可能就是信任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客户”。 时间回到2025年12月13日，当天下午，李先生接到一个自称是河南商丘制药厂合伙人的电话。对方表示看到他在网上发布的酸枣仁销售信息，想采购1.25吨，以市场价280元/公斤成交。李先生小本经营多年，头一次遇到这种级别的大单，顿时欣喜若狂，马上加了微信，约定细节，并承诺“货到付款”。 李先生立刻调动货源，第二天就安排物流发往商丘，当晚甚至亲自跟车交接。在对方验货确认后，马上转账过来首笔30万元。交易高效，案头干净，令李先生对这笔生意更添信心，却没想到，接下来一连串不断变调的“意外”悄然开启新篇。 仅过不到半小时，对方又打来电话称“误把货款打多了”，然后又立即改口，说既然钱都转了，那就干脆再追加一批，1.31吨，价格上也不计较，可以接受涨到每公斤290元。李先生没多想，又连夜从朋友处高价调货，并在12月16日再次发货。之后他按对方要求退还10万元差价，整笔交易看起来一切顺利。 直到12月17日早上，他去山西收购新货时，发现自己的两张银行卡已无法使用，账户全部被冻结。询问银行后得知，冻结指令来自成都警方，理由是此前他收到的73万元货款，疑似涉诈骗案件，属“涉案资金”，将暂时查封调查，可能全额退回至“被害人”。 李先生当即与成都警方联系，提供全部交易证据，解释自己并不知对方身份背景，仅按公开广告和正常商业流程完成交易，货物已全部发出，还有物流记录、第三方见证。这笔钱他是拿货买卖所得，没有潜在违法行为。但警方表示，目前资金流向涉嫌诈骗案，需进一步核实款项来源，“未来是否返还要看调查结论”。 这时，李先生才恍然大悟，很可能自己成了诈骗分子“洗钱链条”的一环。对方用赃款冒充货款，与合法商人做交易，在警方锁定犯罪前将钱“洗白”。更棘手的是，由于交易地点在河南，但冻结来自成都，两地警方均表示“谁冻结谁负责”，给办案效率和责任厘清带来难题。 2026年1月底，李先生又接到一位“客户”打来的酸枣仁电话，对方口吻神似之前诈骗买家，他立即将线索反馈成都警方，但对方所在地在河南，并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仅表示会协助跟踪，但无法跨区执法，案情再度陷入僵局。2月10日，李先生再次联系成都警方，询问案件进展，却仍被告知“尚未结案”。 一个小商贩，从接单、发货、收款到被变相“冻结全部收入”，仅仅经历了五天时间，却让他的生意几乎脱轨。这并非个案，而是在“电诈干扰实体经济”过程中，越来越多合法商人遭遇到的困境。而李先生想要维权，首要便是向公安机关自证“自己是善意取得”。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如资金属于诈骗所得，凡受益方系明知虚假、无偿获取、低价获取、以非法债权清偿等情形，均应依法追缴；但若交易系正常定价、等价有偿、货银两讫，且收款方不具备明知恶意的情况，则应当视为“善意取得”，不予追缴。 李先生的交易符合正常市场谈价，货物确有发货，资金并未用于转账洗钱，其本人也无诈骗获利的动机和利害关系，从行为结构看，他的身份更像是被诈骗分子“利用的商户”，依法应当列入免责范围。但现实操作中，银行冻结容易，资产解冻难，而跨地域协查的制度滞后，让普通商人很难及时通过行政程序追回权益。 尽管如此，李先生仍可向其实际经营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以受害人身份登记立案，并提交完整证据链，逐步证明自己确为善意、无过错方。同时，也可通过法律途径申请民事异议程序，根据《民法典》第113条规定，请求对被冻结资金财产权进行审查，取得司法维权空间。此外，一旦调查闭环确认清白，他亦有权依法申请国家赔偿或启动行政追责交涉程序。 李先生案例凸显了一种结构性隐患：骗子在路径更隐蔽的网络系统中犯罪，却让不设防的普通商人“出面接盘”，在资金链跳转之间引来监管锁死。一旦线索不明，冻结便成无界雷，法律救济周期冗长，整个市场信用也可能因此受伤。对广大个体经营者而言，这是一场无声的风险提醒。现实不是所有订单都值得高兴，朋友之间一笔大额转账可能合法，来自陌生账户的大单，对你却可能是一次“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