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24岁的陈某某因一时情急，采取极端行为试图寻找失联的女友，从小区18楼天台以晾衣绳悬挂攀爬，最终因绳索断裂，不幸坠楼身亡。事发后，陈某某父母情绪失控，悲痛不已，并于事后将该小区物业诉至法院，主张物业存在管理过失，索赔共计54万元。案件最终以法院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告终。 当天清晨，陈某某因联系不上女友，情绪处于高度不安状态。据小区监控回溯，陈某某进入女友所居住的小区后，先是在一楼大厅驻足观察数分钟，后迅速搭乘电梯直达18层天台。在未与任何人沟通的情况下，他推开天台通道门走入楼顶，现场除了一排供住户晾晒衣物的绳索，并无他人活动。 物业方面确认，该天台门并非故障开启，而是为遵循消防条例“应急通道保持通畅”规范，属日常开放状态。天台区域配备了临边防护栏，同时附设显著“禁止攀爬”“高空危险”的警示标识。晾衣绳则由业主委员会统一安装，并非个体私设，且曾公告“请勿作为承重或非晾晒用途使用”。 然而，陈某某没有通过门禁访客登记系统进入女友家中，而是在情绪控制失衡下，贸然将晾衣绳打结固定，自行捆绑至腰部，尝试徒手顺墙攀降。据警方事后技术勘验，该绳为普通尼龙晾衣绳，直径不足8毫米，最大承重不超过40公斤。在缺乏任何专业安全防护的情况下，绳索在陈某某下滑不足5米处被拉断，致其高空坠落，当场身亡。 事发后，陈某某父母迅速赶抵现场，见到儿子遗体时几乎瘫软在地。其母情绪激动，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反复强调：“孩子不是要跳楼，是要下去找女朋友，他不是自杀。”家属将情绪引向物业，认为若非天台门开放、若无晾衣绳可取，孩子不会轻易冒险，其行为是突发的，是物业“放任存在危险条件”的结果。 但在事实调查与司法审理中，法院给出的却是另一种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才承担侵权责任。”本案核心问题在于，物业是否存在“过错”，这种“过错”与陈某某的坠亡之间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首先，物业并无擅自开启天台之过。天台保持开启，是依据消防安全导则的硬性要求。若为防止极端情况将其锁闭，一旦发生火灾，就将承担更高的人身安全风险。在法律层面，这种合规操作不构成管理过失。 其次，晾衣绳的设置具有明确生活功能，与事故中“攀爬悬挂”的致害方式存在目的与性质上的根本差别。物业无法预见亦不承担“晾衣绳可能供人攀爬”的注意义务，客观上也不具备对每一个物品设置场景所附带“异常用途”的预防责任。 再次，本案中，最直接的“致害行为”是陈某某自身的攀爬。他作为24岁的成年人，属于《民法典》认定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能力辨识风险和控制行为，其选择使用家庭晾衣绳悬吊，高空攀爬外墙，已属于典型的“自甘风险”行为。这类行为在法理上称为“自陷风险”，被明确排除于侵权救济范围之外。 法院全面审理后，认定物业并未在本案中违反其职责范围内的管理义务，设施设置亦未违反国家或地方法规，不具备侵权构成要件。据此，法院依法驳回了家属诉请，也未作经济赔偿分配裁定。 该案之所以引发广泛讨论，背后仍是不少社会群体对生命逝去的怜惜与对责任划分的模糊认知。悲剧之下，人性的痛苦可以理解，但在法律框架中，感情不等于义务，情绪不符合法律上的“必须承担”。 本案也映射出一些现实误区。公共管理者常面对“无责却被诉”的困境——只因场所涉事，就理所当然地被拉入责任漩涡。但法律并不要求对一切可能事故都进行全覆盖防范，而是指向“合理注意义务”与“责任边界线”。否则，将诱导出对管理者“责任泛化”“无限承担”的无底社会期待，反而侵蚀整个公共治理的理性基础。 在处理类似事件时，法律坚持的原则逻辑尤为关键。它并不以结果论英雄，而是坚持对行为逻辑、注意义务和因果认定的严肃性。这种秉持，不只是化解当事人之间纠纷的砝码，更是我们整个社会维护秩序、明晰责任、约束冲动的核心依据。 事件也给予公众一个沉痛反思：面对突发情绪，是否具备足够的安全意识与自我调节能力？当法律无法弥补失去时，我们是否已构建起足够的机制去预防下一次相似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