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1935年春天的贵阳机场，螺旋桨卷起的风沙迷人眼，在那架即将飞往武汉的专机舷梯旁，蒋介石给出的“分手费”是一张三万大洋的支票，这笔钱名义上是给王家烈的“路费”实际上是买断一位省主席政治生命的遣散金。   王家烈揣着这张支票登机时，大概还心存幻想，以为这只是一次例行的“考察”但他不知道的是，当起落架收起的那一刻，一场甚至来不及让他感到疼痛的“外科手术”已经在地面展开，这哪里是换防，分明是精准的政治摘除。   1934年，红军长征入黔，这成了南京方面最完美的借口，蒋介石的策略是典型的“一石二鸟”：既消耗了红军，又把嫡系薛岳的中央军名正言顺地插进了贵阳，那时候的王家烈，正陷在一个死局里，打红军，那是拿自己的老本去拼，打光了没人补。   不打，南京的电报一天几封催命，抗命就是死罪，更要命的是财政绞索，薛岳入黔后，直接卡断了军需供应，甚至连通电权都收归中央，王家烈想搞的“粤桂黔三省互助”联盟，在真金白银的军饷面前，脆弱得像张纸。   这也就是为什么1935年春天在南京的那场会议，会开得那样窒息，蒋介石穿着中山装坐在上席，桌上的文件堆得像山，给王家烈的选择题却只有两个选项：要么当只有空衔的省主席，要么当没有粮饷的军长，那半个小时的僵局里，空气里只有茶水的凉意。   王家烈没敢选，因为怎么选都是死路，就在他犹豫的当口，他的副手何知重、柏辉章早就被南京方面攻破了心理防线，这两人已经在收拾行李，准备回贵州配合中央军接管防务，等到张学良开着飞机来“接”王家烈时，这其实就是一次体面的绑架。   王家烈前脚刚离开贵阳，特务们后脚就踹开了王家的大门，这场抄家行动快得惊人，特务们不仅翻箱倒柜，更重要的是要把“铜仁系”的根基连根拔起，王家烈那个靠熔了金镯子帮他上位的发妻万淑芳，这次也保不住她的侄子们。   万式原、万式谨这两个把持盐税和鸦片生意的内侄，直接被定为“通共”和贪腐，行刑那天，两具尸体在贵阳南郊曝晒了整整三天，这不仅是杀人，更是诛心，蒋介石用这种雷霆手段告诉所有人：王家烈在贵州的社会根基，彻底断了。   当王家烈在南京看到宋美龄“身体不适、拒绝接见”的回复时，他终于明白，那三万大洋买断的不仅是兵权，还有回家的路，从一个遵义街头挑煤的苦力。   到叱咤风云的“贵州王”再到南京寓所里听评弹的闲人，王家烈的人生抛物线在1935年触底，历史的荒诞感在二十年后达到了顶峰。   1935年，王家烈的部队在娄山关与红军死磕，打断了红军参谋长钟赤兵的一条腿，谁能想到，1956年的政协会议上，这两位当年的死敌会坐在一起喝茶，在那次茶话会上，独腿将军钟赤兵主动伸出手，对拄着拐杖的王家烈说了一句：“过去各为其主，如今向前看”。   晚年的王家烈，似乎真的看开了，他主动把那座象征权力的虎峰别墅捐了，连同妻子的田产也交给了国家，这个曾经拥兵自重的老军阀，最后常常坐在南明河畔的老宅门口练太极，街坊们看见他眯着眼看云彩，偶尔听他念叨：“如果不贪那个省主席”。   但他心里清楚，在那个大鱼吃小鱼的年代，无论贪与不贪，旧式军阀在现代国家机器的碾压下，结局早已注定，那架1935年起飞的飞机，带走了一个旧时代的背影，只留下了贵阳街头广播里循环播放的“中央军整编令”。信息来源：文史天地网——人文贵州-王家烈：从“背二哥”到“贵州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