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毛泽东被捕后，在押去处死路上，突然对一名团丁说：老哥，我腿疼，伤筋了！“团丁走近后，毛主席凑团丁耳边说了一句话，竟靠着机智逃走了。   1927年9月8日，湖南浏阳张家坊，那个下午，几枚银元砸向地面的声音，可能比后来所有的礼炮声都要惊心动魄，在那条通往团防局的土路上，几枚袁大头滚落进尘埃，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如果这几枚银元没有落地，或者押送的团丁没有因为贪婪而弯下腰，中国现代史的走势大概率要换个写法，因为站在路边那个身材高大的“外乡人”此时距离被处决的刑场，只剩下几里地，那年头，死个人太容易了。   自从蒋介石在上海搞了“四一二”整个中国就被血腥气泡透了，数据冷得吓人：从1927年3月到1928年6月，大概有31万颗脑袋落地，党员人数从6万直接杀到了1万，生存率连17%都不到。   在这张巨大的死亡名单上，国民党最想勾掉的名字之一，就是此刻正在张家坊土路上、被七八杆汉阳造顶着后腰的毛泽东，这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界，湘赣交汇，军阀懒得管，地主豪强就自己买枪，把家丁武装成民团。   毛泽东这趟是为了去江西铜鼓指挥秋收起义，他特意换了身粗布衣裳，扮成安源矿上的采购员，同行还带着弟弟毛泽民和几个工友，本来这一路演得挺像，证件齐全，出手也阔绰，像个见过世面的买办。   可坏就坏在“阔绰”上了，民团这帮人，抓人有时候不需要证据，只要觉得你是只肥羊，或者看着像个“不安定因素”抓了再说，一旦被押进团防局，身份一查实，就是必死无疑，就在这几公里的押送途中，毛泽东展现出了惊人的博弈能力。   他没有像普通囚徒那样惊慌失措，而是迅速扫描了身边这几个团丁，这些人是谁，他们不是那种被洗脑的死硬派，他们大多是附近穿了身皮的穷苦农民，想混口饭吃，顺便捞点油水，这就有了那一幕著名的“分兵计”和“苦肉计”。   毛泽东先是低声跟同伴交待：“你们往前走，我拖在后面，我们得拉开距离”这是为了制造单独的行动空间，然后他故意在那几个眼神游移的团丁面前，假装脚被干草绊了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捂着腿喊疼：“老哥，我腿伤了筋，走不动了”。   这一嗓子，直接把大部队和他的距离拉开了，那个被他盯上的团丁走近了，想呵斥几句，毛泽东没求饶，而是凑过去低声说了几句话，内容的逻辑很简单：放我一马，这手里的银元就是你的。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几块现大洋对一个团丁的诱惑力，绝对压倒了抓捕一个“嫌疑犯”的责任感，紧接着，银元落地，叮当作响，就在团丁们的注意力被地上的钱吸引、或者忙着私下分赃的那个瞬间，监管出现了致命的真空。   毛泽东没有任何犹豫，甚至顾不上脚上的伤痛，猛地冲了出去，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昂贵的200米冲刺，他一口气跑到了两百米开外，一头扎进了水塘边的芦苇荡里，这里的草木有人高，密不透风。   团丁们反应过来后追了一阵，但在复杂的芦苇丛面前，这帮人也就是虚张声势地搜了搜，毕竟钱已经到手了，犯人跑了也就跑了，谁愿意为了公家的事真钻进烂泥地里去拼命，毛泽东就躲在那片芦苇丛里，一直憋到天黑。   那一晚的张家坊，安静得可怕，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提醒着这位幸存者，他刚刚从那31万人的死亡名单里把自己抠了出来，爬出芦苇荡时，毛泽东已经狼狈不堪，鞋跑丢了，脚板被扎得鲜血淋漓，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是泥。   这时候，历史的另一个变量出现了：陈久兴，这位铜鼓纸工工会的成员，在那个深夜遇到了落难的毛泽东，他没有多问，而是凭着阶级的本能和那份江湖义气，把这位“外乡人”领回了家，一碗热腾腾的红薯饭，一双结实的草鞋，还有一个安全的安身之处。   这点补给，让毛泽东恢复了元气，第二天，也就是9月9日，他穿着那双草鞋赶到了江西铜鼓，如期发动了秋收起义，哪怕后来的攻打长沙受挫，哪怕后来不得不转兵文家市，但那颗火种算是保住了。   回过头看，1927年的那个秋天，充满了太多的偶然，如果那个团丁是个死心眼的，如果芦苇荡不够深，如果没遇到陈久兴，历史没有如果，但在张家坊的那条小路上，在那几枚银元落地的脆响中，我们分明听到了旧时代崩塌的前奏。   那一刻，一个书生彻底蜕变成了战士，他明白了，靠银元只能救自己一次，要想救中国，得靠枪杆子，得靠井冈山，得靠千千万万像陈久兴这样的老百姓。信息来源：毛泽东浏阳张坊遇险2017-09-0309:14:20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