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72年，勾践赐死文种，文种临死质问：“我帮你灭了吴国，你这就卸磨杀驴？”勾践冷冷一笑：“灭吴，我只要用了你的三个计策就够了，剩下的，你在地下跟先王细说吧！”     公元前472年的一天，越国大夫文种的府邸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使者。     使者带来的漆盒中，静置着一把刻有“属镂”二字的宝剑。     文种见到此物，神色平静，他太熟悉这背后的意味了，多年前，吴王夫差正是用这把剑赐死了功臣伍子胥，如今轮到他了。     他没有激烈的质问，只是在沉默中回想起自己波澜壮阔又最终走向沉寂的一生。     他曾与范蠡一同从楚国来到越国，辅佐那位在会稽山惨败后濒临绝望的君主勾践。     在勾践入吴为奴的三年屈辱岁月里，是文种独自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越国，处理政务，稳定民心，为越国保留了复兴的火种。     当勾践归来，又是文种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伐吴七术”，从贿赂吴臣、消耗国力到派遣西施，一步步腐蚀着强大的吴国。     他与范蠡，一人主内，治国安民，一人主外，纵横捭阖，堪称越国复兴的双翼。     然而当公元前473年吴都城破，夫差自刎，越国称霸的宏图实现之时，这对功臣的命运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深谙人性与权力规则的范蠡，在庆功宴的喧嚣中看到了勾践眉宇间那一丝不易察觉的猜忌。     他果断选择了急流勇退，甚至在离开前给文种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告诫：“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 这寥寥数语，道尽了千古以来功臣与君主之间微妙而危险的关系。     但文种选择了留下。     或许是因为对自身功业的自信，或许是对君臣情谊尚存幻想，又或许仅仅是出于士大夫对职责和国家的执着。     他低估了政治斗争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潜在逻辑。     作为楚国人，在越国核心利益已得的背景下，他的巨大才能和影响力本身，在猜忌心渐重的勾践眼中，就从资本变成了威胁。     他的存在，本身就像一面镜子，时刻映照出勾践不愿回首的屈辱过去。     于是灭吴后的朝堂气氛悄然转变。     勾践不再频繁咨询国政，文种的建议也常常被搁置。     直到那次看似随意的谈话，勾践轻描淡写地对文种说。     “你教给我七条计策灭吴，我只用了三条就成功了，剩下的四条，你准备用来对付谁呢？不如你去地下为我的先王效力吧。” 这句话成了最终的判决。     文种的悲剧，远非简单的“兔死狗烹”四字可以概括。     它交织着个人的选择、性格的差异、对权力的洞察，以及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身份认同问题。     范蠡的智慧在于他透彻理解了“盛世无用英雄”的法则，及时从政治场域抽身，在商业领域找到了新天地。     而文种的执着，则代表了另一种价值取向，即便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段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其核心逻辑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依然能找到影子。     无论是在复杂的职场关系中，还是在审视历史与现实的眼光里，它都提醒我们。     成就与风险常相伴相生，洞察时局与认清自身位置，有时比才华和能力更为关键。     权力场中的游戏规则往往冰冷而现实，对人性幽暗面的低估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文种的故事，是一面穿越时空的镜子，映照出功成名就之后那更为崎岖莫测的险途。     主要信源：《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绝书·越绝内经九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