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之后，苏联人蒙上他的眼睛，要把他送到美国，王宝玉欣然答应，可当他再次睁眼之后，却发现自己面前竟然全都是中国人。 王宝玉出生于1962年12月的山东青岛，家庭普通，1980年通过招飞程序进入空军系统。那时飞行员选拔严格，他凭借身体素质和基本技能通过考核，进入航校学习。1984年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某航空兵团一大队，负责歼-6战机飞行任务。部队生活规律，他每天参与例行检查和模拟训练，起初适应还算顺利。但他性格内向，不爱表达，日常与队友交流少，常常独自处理设备维护或翻阅技术手册。同期入伍的飞行员逐步适应集体环境，有的开始参与小队协调，他却总保持距离，导致关系疏离。部队注意到这个问题，安排专人帮带，提供额外指导，帮助他熟悉团队协作。 随着时间推移，王宝玉看到同期飞行员陆续晋升，有的升为中队长或副大队长，他自己仍停留在普通飞行员岗位。这让他积累不满，工作积极性下降。家庭方面，他与妻子关系紧张，两人因生活琐事频繁争执，她常抱怨他无法提供更好条件，这些问题加重了他的负担。他没有寻求部队帮助改善心态，反而转向阅读西方书籍，内容涉及民主和自由理念。同时，他违反规定，使用收音机收听境外节目，这些行为进一步影响他的思想。部队早在1989年2月就发现他的异常，因为他对家属工作安置有意见，曾与上级发生分歧，政治处介入协调，帮他解决实际困难，包括家属就业安排。 政策调整后，飞行员待遇逐步提升，王宝玉的生活问题得到缓解。他表面上改变明显，积极申请训练任务，与队友互动增多，家庭矛盾减少。团领导观察到这些表现，于1990年5月将他从思想重点关注名单中移除，认为他已回归正常轨道。但这些变化只是掩饰，他已暗中开始准备离开行动，利用训练机会研究周边国家机场数据、航线和气象条件，将关键信息记牢。他在宿舍整理资料时，挑选必要内容，丢弃多余物品，确保不留痕迹。部队环境改善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飞行任务，他借此熟悉边境地形，积累经验，为最终行动铺路。 1990年8月25日中午12时09分，王宝玉驾驶歼-6战机从黑龙江某航空兵团机场起飞，进行低空特技训练。进入预定空域后，他右转弯，降低高度至100米左右，采用超低空飞行方式避开雷达监测，径直穿越边境。原计划降落苏联乌格洛沃耶机场，上空发现跑道维修中，设备散布，无法着陆。他调整方向，继续飞行，油耗增加，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克涅维契军用机场时，油料接近耗尽。12时45分，他对准宽阔跑道强行着陆，飞机双侧减速板卡住无法收回。停稳后，他等待苏联人员注意，一名士兵路过发现异常，报告上级。军官赶到，通过翻译了解他的意图，他表达寻求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苏联方迅速上报。 苏联防空系统未能及时发现这架入侵战机，导致多名高级将领和负责军官被撤职。这起事件震惊苏方高层，因为他们的雷达网号称严密，却被一架老式歼-6轻易突破。苏军基地是轰炸机机场，缺乏歼击机维修设备，无法修复减速板故障。王宝玉落地后，被安置在基地，等待处理。他以为叛逃成功，苏联会协助他去美国，但中苏关系已恢复正常，苏方不愿因一人破坏大局。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发布简短消息，确认中国战机降落和飞行员避难要求，中方这才确认叛逃事实，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上报空军和总部，同时组成工作组调查。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赶到哈尔滨，进行紧急磋商。双方决定低调处理事件，核心是引渡王宝玉和返还飞机。苏方积极配合，同意中方要求，避免事态扩大。协议达成后，中方安排图-154专机直飞克涅维契机场接收人机。苏联人员告知王宝玉，正在研究他去美国事宜，但基地不安全，需要转移，为保密途中蒙眼。他同意后，被蒙眼带上车，直接送上中方专机。飞机起飞后，他摘下眼罩，发现舱内全是中国人，叛逃计划彻底失败。中方同时派副团长战厚顺取回歼-6，尽管减速板故障，他决定冒险驾驶，凭技术将飞机安全飞回国内。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接受审查，部队开除他的党籍和军籍。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开庭审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起事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后一次驾机叛逃案例，空军通过通报教育部队，强调忠诚和纪律。各项措施完善，包括加强思想工作和飞行监控，从源头防范类似问题。王宝玉的行动不仅浪费国家资源，还影响部队士气，但也促使制度优化。飞机回国后，经维修恢复，继续编入部队使用，飞行员在后续训练中严格遵守程序，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