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得知这个消息，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我恨他。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毕业于黄埔四期，与戴笠、张灵甫是同学，按这个资历，不会籍籍无名，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负责看守张学良。 刘乙光1903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县一个普通农家，早年通过求学改变命运。他先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就读，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班，与戴笠、张灵甫同窗。那时黄埔军校正值北伐前夕，学员们接受严格军事和政治训练。刘乙光毕业于1926年，加入北伐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转入蒋介石侍从室担任警卫队长，1930年加入军统局。他的职业生涯稳步推进，但1937年一个任务改变了一切：他被派去监视张学良，从此开始了长达25年的特殊职责。1948年，他因这项工作被晋升为少将，这份荣誉源于他对任务的严格执行。刘乙光的背景显示出他本有潜力在情报或军界发展，但这个任务让他的人生轨迹固定下来。 张学良1901年出生在辽宁台安县，作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从小接触军政事务。1916年他进入奉天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逐步参与东北军管理。1928年张作霖遇刺后，张学良接管东北军，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这一步让他融入中央体系，但也埋下日后争议。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他执行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迅速失陷，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批评点。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与杨虎城扣押蒋介石，迫使其同意抗日联合，这事件虽推动了抗战，但事后他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随即被软禁长达54年。他的生活从浙江溪口开始，辗转江西、湖南、贵州、重庆，最终到台湾阳明山。刘乙光的监视从1937年起贯穿这些转移，确保张学良的活动严格受限。 赵一荻1912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官员家庭，是北洋政府赵庆华的女儿。她早年接受良好教育，1927年在天津的一次舞会上结识张学良，两人迅速建立联系。1929年，她不顾家庭反对，从天津前往东北沈阳，以秘书身份跟随张学良。这段关系在当时社会引起争议，但她坚定陪伴。西安事变后，她选择与张学良共同面对软禁生活，从1936年起跟随他辗转各地，54年不离不弃。她的存在成为张学良幽禁岁月中的重要支撑，尽管监视环境严苛。她在日常中处理家务和陪伴事务，面对刘乙光的管制，她积累了长期不满。赵一荻的背景让她本可过上优渥生活，但她选择了与张学良共度艰辛，这反映出她对情感的忠诚。 刘乙光的监视工作从1937年在浙江溪口开始，那时张学良刚被软禁。他负责安排特务24小时轮班监视，活动范围最初限定在一公里内，后来逐步缩小到200米。这项工作要求他与张学良的生活紧密相连，包括检查邮件和包裹。私拆信件是标准程序，亲友送来的物品常常被扣留或部分没收。刘乙光执行这些规定时毫不手软，这导致张学良夫妇的生活空间被严重压缩。他还需报告张学良的日常行为，确保没有逃脱或联络外部的可能。刘乙光的妻子有时参与辅助事务，但这也加剧了赵一荻的不满。他的严苛源于军统训练，但也暴露了在权力执行中的冷酷一面。刘乙光在监视中偶尔表现出人性化举动，如1937年阻挡刺杀企图和1941年协助张学良就医，但这些并未改变整体管制的本质。 1962年，刘乙光接到调令，结束25年的监视任务。这消息在阳明山住所传开时，赵一荻表达了“我恨他”的情绪。这三个字源于长期积累的怨恨，因为刘乙光的管制不仅限制了张学良的自由，也影响了她的生活。刘乙光比张学良大两岁，他的黄埔四期资历本该让他在军界有更大作为，与戴笠搞情报或张灵甫上战场不同，他一生专注这项任务。这让他的人生显得单一，却也体现了服从命令的军人生涯。刘乙光的调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但张学良的软禁并未因此结束。新接手的监视人员继续类似工作，只是强度略有变化。赵一荻的反应反映出监视对个人情感的深刻影响，她的话语成为这段历史的注脚。刘乙光的角色在历史中被边缘化，因为他没有参与重大事件，却在幕后维持了秩序。 刘乙光的监视生涯跨越多个地点，从浙江溪口到江西萍乡，再到湖南凤凰、贵州修文、重庆，最后落脚台湾新竹和阳明山。每一次转移都需他协调安保，确保张学良的安全与隔离。在江西时，监视环境相对宽松，但湖南和贵州时期因战乱加剧了限制。重庆时期正值抗战后期，刘乙光需防范外部干扰。抵达台湾后，阳明山成为长期住所，监视转为更精细的管理。刘乙光在这些年中升为少将，表彰了他的“功绩”，但这荣誉更多是行政认可。他的工作日志显示出对细节的关注，如记录张学良的阅读习惯和访客名单。刘乙光的同学戴笠在军统中崛起，张灵甫在战场上建功，而他则在监视中耗费时光。这对比突显出军人生涯的多样性，刘乙光的选择或被任务绑定，让他成为历史的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