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 年，章士钊在北京菜市场溜达，瞅见一个卖烟的妇女，吓了一跳，赶紧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读完后，想了一会儿：“真有志气，给她找份工作！” 1955年的某一天，章士钊像往常一样去逛旧书摊、溜达菜市场。老爷子爱好挺杂，除了做学问，就喜欢在市井里转悠。结果这一转悠，在熙熙攘攘的人堆里，他瞅见了一个摆小摊卖香烟的妇女。 这一眼，就把章士钊给看愣了。 为什么愣？因为这张脸他太熟了，而且这张脸出现在这种满是煤烟味儿、吆喝声的地方，简直就是一种巨大的“违和感”。这位穿着旧布衫、在寒风里守着香烟摊的中年妇女，根本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她是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亲妹妹，人称“三格格”的爱新觉罗韫颖。 大家试想一下这个反差：前半生，她是紫禁城里锦衣玉食的三格格，出门有人抬，吃饭有人喂，连手绢掉了都不用自己捡；后半生，她却蹲在北京的街头，为了几分钱的利润，跟路人赔着笑脸推销香烟。这中间的落差，比天还要高。 章士钊当时心里那个滋味，估计是五味杂陈。他没有当场大呼小叫，也没有立刻上前去搞什么“认亲现场”，那是给人家难堪。他也是个场面人，知道这种时候，当事人的自尊心比什么都重要。 回到家后，章士钊这心里头怎么都过不去这道坎。他琢磨的倒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一种对时局和人才的考量。于是，他提起笔，连夜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写得很有水平。他没有哭穷，也没有一味地替韫颖叫苦，而是实事求是地把他在街头的见闻写了下来。他在信里特意提到了一个细节：这位曾经的金枝玉叶，在丈夫下落不明、独自拉扯三个孩子的情况下，没有去找政府要救济，也没有去麻烦以前的满清遗老，而是选择了自食其力，靠摆摊卖烟维持生计。 信送到了中南海。毛主席读完这封信，沉思了一会儿。 主席的反应很有意思，他没有仅仅把它当成一个“扶贫”的事儿来看。他抓住了重点，也就是韫颖身上那股子劲儿。主席说了这么一句话：“真有志气，给她找份工作！” 在那个年代，“劳动最光荣”不是一句空话。对于像韫颖这样出身皇族的人来说，能放下几千年的特权思想，蹲在地上靠双手吃饭，这在主席看来，就是一种本质的脱胎换骨，是值得肯定的新社会公民。 咱们再回头看看韫颖这半辈子，真叫一个跌宕起伏。她早年跟着溥仪去了东北，在伪满洲国过了几年所谓的“皇亲国戚”日子。1945年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她的丈夫润麒被苏联红军抓走了，这一走就是杳无音信。 那一年，韫颖才30岁出头。她带着三个孩子，跟着逃难的人群四处流浪。从东北逃回北京这一路，她身上值钱的东西要么被抢了，要么换了干粮。等到终于回到北京，祖产早就没了，家里一贫如洗。 以前在宫里，她连钱都没摸过，因为根本用不着。现在呢？她得学会算账，学会跟人讨价还价。为了养活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她干过很多活儿。刚开始，她甚至去收过破烂。后来身体实在吃不消，这才凑了点本钱，在街头摆了个香烟摊。 那时候的北京冬天冷啊，北风呼呼地刮。韫颖的手冻得全是裂口，脸上也早没了当年的细皮嫩肉。但她就这么挺过来了。据说，她当时心里就一个念头：我得活下去，孩子们得活下去。 这种韧性，确实让人佩服。很多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在那个大变革的时期，要么抽大烟把自己抽死，要么守着几件古董坐吃山空，最后饿死在屋里。相比之下，韫颖这种“落地生根”的能力，确实配得上主席那句“有志气”。 接到主席的批示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没过几天，北京东城区的工作人员就找到了韫颖。 当工作人员告诉她，不用再风吹日晒卖香烟了，组织上给她安排了工作时，这位坚强的三格格忍不住掉了眼泪。政府给她安排到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主要负责卫生和街道工作，后来又让她去搞文史资料的整理。 这份工作对她来说，简直是量身定做。她从小生活在皇宫，对清末民初的那些事儿、那些人、那些规矩，门儿清。她写出来的回忆录，那都是第一手资料，比学者们考证出来的鲜活多了。 生活有了保障，韫颖的精气神儿也变了。她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街头小贩，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干部。她工作特别认真，大概是因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安稳，也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志气”。 到了1956年，在毛主席的关怀下，韫颖还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许可：她和七叔载涛一起，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了正在改造的哥哥——溥仪。 兄妹相见，那是抱头痛哭。溥仪当时还在改造，以为妹妹在外面肯定过得生不如死，甚至可能早就没了。结果看到韫颖穿得整整齐齐，气色也不错，还当了干部，溥仪当时就震惊了。韫颖跟哥哥讲了自己卖烟的经历，讲了章士钊的帮忙，讲了毛主席的批示。 这事儿对溥仪的触动极大。他后来在《我的前半生》里也流露过，看到妹妹在新中国能活得这么有尊严，他才真正相信了共产党政策的诚意，这也加速了他后来改造的思想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