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2月7日在台北说出一句大实话：人生如果能重来，他绝对不会再从政。 年轻时的陈水扁，确实靠律师吃上了稳定又体面的饭。台大法律毕业，1974年拿到律师证，在高雄开业，民刑事案件都接，凭着伶俐口才和强势风格，很快混成“金牌律师”。 那个年代，资深律师一年赚两三百万新台币不稀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用承担高压舆论，也不用扛着全岛的政治责任，按理说，这样的日子足够安稳。 可在他眼里，律师这条路始终只是赚钱的好工具，而不是终点。后来他借“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的身份打出名号，把这段经历当成把自己送进政坛的踏板。 明明在辩护团里表现并不算耀眼，却通过包装，硬是把标签贴成“人权斗士”，一路走激进路线，踩着民粹和“本土”情绪往上爬，眼里盯着的始终是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利益。 真正掌权之后，他把这套功利逻辑进一步放到极致。八年任内，他并没有放下律师时代那种“以利益为中心”的算计，而是把手里的公权力变成扩大收益的工具。最典型的，就是把公务机要费玩成了自家提款机。 2003年至2005年，1.44亿新台币机要费里，将近1亿去向不明，虚报支出、伪造发票成了常态。检方最后翻出七百多笔假账，仅2005年一年，就有三千多万报销没有合格凭证，吴淑珍一人诈领的金额就超过一千四百万。 机要费只是冰山一角。二次金改期间，他打着改革旗号，为银行并购搭桥牵线，元大并复华、国泰并世华等案子背后，全是几亿新台币起跳的好处费。所谓“海角七亿”，不是民间编故事，而是实际查到的海外赃款。 他和家人把钱转进瑞士账户，最后被当地法院冻结，部分赃款已经陆续返还台湾，仅其中一案就追回大约2亿新台币，还有数亿仍在追讨。 这些案子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以陈水扁为核心、家族和亲信齐上阵的贪腐网络。卸任之后，检方成立特别侦查组把他列为被告，他成为台湾第一个因贪污受审的卸任地区领导人。一审曾被判无期徒刑，罚金2亿，终身褫夺公权，二审改判20年徒刑，罚金不变。 妻子吴淑珍被判14年，罚金3亿，儿子、儿媳因洗钱获刑，女儿、女婿因作伪证被判刑，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等核心幕僚也纷纷锒铛入狱，整个家族和班底几乎集体卷入。 按理说，走到这一步，是该静下心来反省的时候了。可2015年，他以病情恶化为由申请保外就医获准，此后却频频被拍到出席活动、接受访问，身体状态远不如想象中脆弱。柯文哲一句“刚开始是装病，后来才真的病了”，点破其中的做戏成分。 保外就医照规定不计入刑期，不能参与政治活动，他却创下保外延长期数纪录，又帮儿子站台拜票，又以“勇哥”身份开电子报、在网络发表政治评论，还试图开政论节目、出席演讲，谈的偏偏就是自己“从政的影响”。嘴上说着不再从政，脚步却一直踩在政治舞台边缘。 如果真心觉得从政是错误选择，一个人最基本的表现，应该是远离曾经的权力场，把剩下的人生过得简单一点。但是陈水扁的“后悔”，只出现在言语里。他回看律所岁月时，强调律师也能赚大钱，强调当年如果不进政坛，至少不会坐到被告席上。 这种总结，处处透着算账思维：当律师一年赚两三百万，从政却能一次收几亿，只要不被抓，当然是后者划算；如今案发、判刑、家人受牵连，贪来的钱又被追缴，才开始对那份“安稳工作”念念不忘。 换句话说，他懊恼的不是自己曾经贪腐、曾经伤害了社会公义，而是懊恼没有在“风险”和“收益”之间算好这笔账。要是今天还坐在台上，手里握着权力，还能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捞钱，他绝不会嫌从政“太傻”，更不会在公开场合感慨“早知道就做律师”。 从早年把法律当成发财工具，到后来把政治当成捞钱通道，再到如今把“回去做律师”当成洗白自己的台词，陈水扁始终没有跳出一个投机者的思路。 他口中的后悔，既不是对贪污事实的忏悔，也不是对台湾社会的歉疚，只是一个输家对失败赌局的抱怨。 路是自己选的，贪念也是自己养出来的。今天的官司、骂名和处境，恰恰是他当年每一次“精明选择”累积出的结果。对这样一种“后悔”，与其说是心软，不如说是看清：他从没变过，只是再也没有那个让他继续投机的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