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和资本流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彼此牵动的系统性挑战：极端天气不断改写农业生产条件，营养不良和粮食可获得性压力持续上升，而资金配置是否高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型能否更快、更公平地推进。

围绕这一关键命题，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首席执行官SeanKidney，与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WAFI）创始人兼咨询委员会执行主席、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董事樊胜根教授，在中国北京展开了一场深入务实的交流。

对话围绕四点展开：提升粮食体系韧性、协同推进营养与发展目标、识别并定价气候风险、推动农食体系投资从“讲理念”转向“看结果”，形成可衡量、可复制、可规模化的影响。

肖恩：当前农食系统正承受多重压力。在您看来，最紧迫的挑战是什么？对投资者而言，哪些方向最值得优先关注？

樊胜根：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多重挑战，但最根本的仍然是三件事：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

全球仍有7亿多人吃不饱，其中更隐蔽、也更严重的是“隐性饥饿”，即微量营养素缺乏。即便热量充足，如果缺乏铁、锌、维生素A、碘等关键营养素，健康依然会受到严重影响。全球约有50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微量营养素不足，它影响儿童的智力与身体发育，降低成年人的劳动生产率，也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寿命。

气候变化加剧了这一问题。过去几十年，极端天气显著冲击粮食生产，使贫困的小农既难以自给，也难以为城市人口提供稳定的供应。饥饿问题与气候风险彼此交织，应当同时被视为最优先议题。

肖恩：微量营养素缺乏，究竟更多源于收入约束，还是生产体系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樊胜根：两者兼具。一方面，约7亿人负担不起健康饮食；另一方面，全球生产体系无法提供低价、营养丰富的食品。过去的投资与研发主要集中在大宗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玉米，而蔬菜、水果、豆类等营养作物被忽视。

解决的关键仍然是科技与系统性投资。一条重要路径是“生物强化”，通过传统育种或现代技术，提高主粮作物中的微量营养素含量。比如，将铁、锌、维生素A引入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甘薯等贫困人口日常食用的主食中，成功案例包括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在印度南部农村通过育种方式提高珍珠粟中的铁含量，使得印度南部农村女孩贫血率从70%-80%下降到30%-40%。类似案例还包括卢旺达的高铁豆类、非洲的维生素A玉米。目前，全球已有数亿人正在食用生物强化食物。

这背后依托的是国际基因库体系，其中保存着抗旱、抗病、耐热以及高营养含量的作物基因，科学家通过选择和育种创造新品种，无需转基因也能提升营养。

此外，新品种必须进入供应链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例如，中国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以稻米加工厂为核心链接小农户，统一种子和加工标准，再供应到超市。此模式可拓展至蔬菜、水果和豆类。

肖恩：绿色蔬菜能像水稻、小麦一样提高产量吗？

樊胜根：完全可以。过去投资集中在大宗粮食，蔬菜水果研发和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政策上也是支持粮食和畜牧，而蔬菜水果被忽视，甚至征税。如果合理调整投资和补贴，不仅能改善营养，还能降低碳排放。

问题不在于“缺钱”，而在于“钱怎么用”。目前全球农业每年约有7000亿美元补贴，主要用于化肥、水、农药或单一主粮价格支持，往往加剧环境压力，却未有效改善营养结构。

肖恩：投资与补贴应如何发挥更有效的引导作用？

樊胜根：一个可行方案是公共部门调整补贴机制，加强支持研发、供应链和新技术应用，以降低私营部门在相关领域的投资风险。这能弥补那些兼具社会效益但暂未市场化领域的资金缺口，使投资在获取商业回报的同时，也能改善营养、健康与环境。

肖恩：除了重新设计补贴，农业投资还应重点关注哪些关键领域？

樊胜根：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研发：目标需从单纯追求产量，转向兼顾环境、营养、健康与韧性。

·供应链与基础设施：包括冷链、数字化、互联网接入，使农民与市场有效连接，同时推动价值链整体脱碳。

·加工与组织模式创新。例如在中国和东南亚，以稻米加工企业为枢纽，通过合同机制连接小农户与超市体系。

肖恩：从更长期看，私营部门的机会在哪里？

樊胜根：一是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食物被浪费，而且多集中在供应链后端，其累计的价值和碳排放都更高。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可以显著优化匹配效率。比如在中国，通过平台化供应链管理，食物损耗率从约25%降至8%。

二是消费者端创新。信息披露本身作用有限，但技术可以改变行为。例如，中国农业大学引入了AI自助餐系统，实时反馈价格与营养信息，学生的浪费率和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明显改善。这类模式完全可以推广至更多高校、公共食堂和企业。

肖恩：换言之，关键在于科学、资本与系统设计的协同。

樊胜根：正是如此。通过战略性引导，更好地撬动养老金、保险资金和私营资本，共同推动食物系统转型。目标是实现更高营养水平、更健康的人群以及更低碳的体系。

结语：

在对话接近尾声时，双方的共识也逐渐形成：气候、农业与金融其实并不是彼此独立的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农业既是气候变化的受影响者，也是重要的排放来源；而资本既可能放大风险，也可以成为推动转型的工具。真正的挑战，不在于是否有技术或资金，而在于如何把它们放到同一套逻辑中协同运作，让转型从零散尝试变成可持续的路径。

这场对谈传递的另一个关键信息是：粮食问题并非“产不够”，而是农食系统在生产、供应链、消费与环境之间的“系统失衡”。要实现更高效、健康、可持续的农食系统，单一主体或单一行业的行动远远不够，必须推动系统层面的协同转型，包括通过科学创新提升作物产量与营养，优化供应链以减少损失，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营资本，并在消费端借助AI等技术引导消费者行为，改善饮食结构、减少浪费。

资本在农食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首先需要公共资金和政策起到“带头”的作用：通过更合理的补贴安排和稳定的长期信号，降低不确定性和进入门槛，逐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农业减排、韧性建设和营养改善。当科学给出清晰路径、政策提供可预期环境、金融把资金持续引入之后，农食系统的改善就不再只是发展议题，也会逐步变成可持续、可复制、具有长期回报的投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