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死刑犯张顺兴吃完“断头饭”，微笑着和母亲告别，然而就在临刑前最后一刻，他突然大喊一声：等会，我有话说！ 2005年冬天的那个上午，阳光打在河南某看守所西侧的空地上，刺眼得很。现场几十号人——法警、法官、武警，加上手里那杆已经上膛的枪，都被定格在一种诡异的静默里。 这本该是一场标准的处决。程序走完了，验明正身了，甚至连那句例行公事的“还有什么遗言”都问过了。但就在枪响前的几秒钟，跪在地上的张顺兴突然梗着脖子喊了一嗓子：“等会，我有话说！” 这一嗓子，把原本几十秒就能结束的物理消亡过程，硬生生拖成了一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行政拉锯战。 站在那里的张顺兴，这年39岁。如果不看脚镣手铐，他那一脸的老实相，很难让人把他和“连环杀人魔”这个词联系起来。但他确实是个狠角色，就在那个让他走向刑场的夏天，短短8小时内，他手里多了三条人命。 这三条命背后的逻辑，简单又粗暴。一切的导火索，仅仅是一笔1200块钱的工钱。这笔钱，是他在井下巷道里，用一身辛劳与安危换来的，本打算寄给家中老母亲。可工友梁学文张口借走，转头就拿去赌博，最后输得一干二净，一分不剩。 钱没了可以再挣，但梁学文千不该万不该，在赖账的时候辱骂了张顺兴的母亲。这对张顺兴来说，是绝对的红线。 张顺兴这辈子活得像个矛盾体。1966年出生在偃师农村，5岁没了爹，是母亲咬着牙把他拉扯大的。他没读过什么书，脑子里的规矩只有一条：谁动我妈，我就动谁。 那天他彻底疯了。先是捅死了赖账辱母的梁学文，这还不够，杀红眼的他想起了以前欺负过母亲的邻居老头，顺路过去也给“办”了。最终，他径直来到姐夫郭松旺家中，为长期遭受不公对待、房屋被无理侵占的姐姐讨回公道，用法律之外的极端方式，结束了对方施暴与霸占的行径。 杀完这三个人，他没跑，直接去了派出所。在他的逻辑闭环里，这是一场针对“家庭掠夺者”的定点清除。事办完了，命也就该交出去了。 行刑这天凌晨四点，母亲给他送来了最后一顿饭——韭菜猪肉馅的饺子。张顺兴一连吃下三十个，吃到末了，特意在碗里剩下两个完好的，轻轻推到母亲跟前，轻声说道：“娘，您也尝尝味道。” 这是一个死囚在人间最后的温情表演，也是他在向母亲证明：儿子到死，心里都留着您的位置。 但这并不是高潮。真正让在场所有司法人员措手不及的，是他临死前抛出的那个请求：“我听说人死了，器官还能用？我想把身子捐了。” 2005年的中国司法界，还没有遇到过这么棘手的“临终提案”。法官当时就愣住了，皱着眉问他是不是想以此要挟什么。张顺兴摇摇头，说他就想最后做点有用的事，要是能救几个孩子最好。 现场指挥官不敢拍板。那时候关于死刑犯器官捐献，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支持，也没有明文禁止，完全处在一个灰色的真空地带。 电话一级级打到了省高院。行刑现场陷入了漫长的等待。张顺兴就那么静静站着，双手被约束着，偶尔抬眼望一望天空，更多时候，只是垂着头，目光落在自己的脚尖上，一言不发。那双布鞋是母亲亲手纳的底，踩在冻硬的土地上，声音发闷。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没人知道上面的领导进行了怎样的博弈。这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伦理问题：为了救人而推迟杀人，这合规吗？ 上午11点20分，指令终于下来了。批准，但条件严苛：必须本人自愿、必须有书面申请、必须直系亲属签字。 刑场边上，那个刚送完饺子的老母亲又被请了回来。看着儿子，老太太哭得站不住，张顺兴反倒像个没事人一样劝她：“妈，别哭，签了吧。” 母亲颤抖着手签下了名字。这对母子完成了最后一次交换：母亲给了他生命，他又把这具即将报废的身体拆解开来，还给了这个社会。 一切手续办妥，张顺兴长出了一口气，扭头对法警说了句：“行了，来吧。” 中午12点03分，枪声终于响起。 这场被推迟的处决，在医学上引发了一场接力。张顺兴倒下后，医生迅速取走了他的肝脏、肾脏和眼角膜。 这些“零件”被紧急送往医院，哪怕在21年后的今天回看，那份名单依然沉甸甸的：几名重症患者因此活了下来，其中还有一名面临失明的初中生，因为那对眼角膜，重新看清了这个世界。 那个初中生后来每年清明都会去河南省红十字会的纪念碑前祭奠。那是一块无名碑，上面没有张顺兴的名字，但孩子知道，自己眼里的光，有一半属于那个杀人犯。 张顺兴的这个极端案例，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深水区。虽然当时争议巨大，但它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制度的齿轮。 到了2010年，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联合发文，终于把死刑犯器官捐献这件事，关进了严密的制度笼子里。 回头再看2005年的那个冬日正午，那一个多小时的“行政冻结”，或许是中国法治史上最富有人性张力的时刻之一。 参考信息：死刑犯张顺兴在临刑前最后一刻，突然大喊一声，“我有话说！”2025-08-0609：12：54网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