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女知青黄丽萍携农村丈夫归宁波父母家，刚进门，丈夫瞧见墙上照片即大惊，问：“这是你父亲？”妻子黄丽萍答：“是。”丈夫旋即要离婚。 1913年出生的黄思深，青年时就走进赤卫军和红军队伍，从鄂豫皖根据地打到川陕，跟着红四方面军长征，又加入西路军，在最艰难的西北战场闯生死。 后来进入新疆航空队学飞，为新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奠定技术底子。新中国成立后，从机要员、工程技术干部一路干到海军航空兵工程部副部长、东海舰队航空兵工程部部长，拿到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在海军航空力量建设史上留下名字。 这样一位走过枪林弹雨的老兵，对子女却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温和。他不允许孩子借父亲的名头谋便利，总强调“一切靠自己”。六七岁的黄丽萍要跟警卫员学打绑腿，十岁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偷拿军功章换糖的那一次，被罚在院子里站了一整夜。 1970年前后，上山下乡的浪潮涌起。城市青年背上被褥，涌向边远的农村和荒原。黄丽萍在父亲鼓励下，报名去了边疆农场，从宁波小楼走进泥草房，从整洁校服换上缝了又补的棉衣。 北大荒的风把脸刮得生疼，清早穿棉袄，中午又热得只剩单衣。刚下地时，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镰刀一滑割破手指，就抓一把黄土糊上。乡亲看这姑娘不娇气，又肯帮人，很快把一位知青介绍过来。 张建国出身普通农家，做过四年雷达兵，复员后主动申请支边来到北大荒。修水渠、抢收庄稼、顶风冒雪送鸡蛋去看望病人，这些细碎的事堆在一起，慢慢让两颗心靠近。婚礼办得简单，红纸一贴，炕上铺几床新褥子，两人就在荒原上有了小家。 那段日子，夫妻俩和其他知青、社员一起开垦土地，挣工分、还欠账、生儿育女，疲惫却踏实。直到返城通知到来，再加上家里多年未见的惦记，小两口才踏上归途。 谁也没想到，宁波小楼里的那张照片，会一下子撞碎张建国的自信。 时间回拨到1965年舟山机场。那时的张建国还是雷达站新兵，曾因操作失误打出训练弹，差点酿成大祸。关键时刻，是政委顶住压力，把原本严厉的处分改成通报批评。多年后，当这位退伍兵在岳父客厅抬头，认出照片里的人，才发现当年救过自己的政委，就是如今的长辈。 所谓“离婚”，更多是一种本能的退缩。一个出身寒门的青年，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将军女婿”，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不配”。 真正解开这个结的，不是一句大道理，而是一桌家常饭。黄思深从干校请假回来，饭桌上按多年的部队习惯和未来女婿聊起军旅，军装铜纽扣、雷达屏雪花点、复员时的心酸，话题一个接一个。 聊到情绪激动处，张建国提到复员时夜里偷偷哭湿枕头，老人起身打开樟木箱，拿出那只装着半块怀表的铁盒。怀表刻着“将革命进行到底”，是1948年济南战役中牺牲战友留下的纪念。 那一刻，曾经的政委和当年的小战士，不再是一方高高在上、一方自觉卑微，而是两代在不同战场上摸爬滚打的军人。一个把青春留在战火里，一个把青春埋在黑土地里。 探亲结束后，返城政策逐渐放宽，许多知青抓住机会离开荒原。黄思深官复原职，也不是没有能力为女儿安排出路。黄丽萍却在信里告诉父母，打算继续留在农场。 理由很简单：一来不愿父亲为自己破例，二来兄弟姐妹多，家里本就安置困难，既然已经在土地里扎了根，就干脆把根扎稳。 此后几年，张建国在造船厂从铆工干到车间主任，黄丽萍在纺织厂带出“三八红旗手”班组。家里从泥草房换成结实瓦房，炕上有了新被褥，小女儿长到出嫁，大女儿也学会在地里干活。 每年清明，全家开车去四明山烈士纪念碑前，把花岗岩上的名字擦得锃亮。碑上刻的是黄思深战友的名字，碑前站的是这位老红军的后人，还有曾经想“离婚”的女婿。 黄思深去世后，黄丽萍在整理遗物时，在日记本里翻出年轻时张建国的军装照。照片背面，有行苍劲的钢笔字：“这小子眼神正，配得上咱闺女。” 勋章的光芒和泥土的颜色，在这一家人的故事里交织在一起。前一代把一生交给硝烟和蓝天，后一代把肩膀交给土地和厂房。看似走了不同的路，骨子里却都是一句话：人生靠自己扛，不靠出身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