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鲁迅和许广平避孕失败，许广平意外怀上了儿子。一直想丁克的鲁迅，看到儿子第一眼，忍不住撇嘴说：“臭小子，怪不得如此可恶。” 年轻时，鲁迅被母亲从日本骗回家娶了朱安。朱安循规蹈矩，却与鲁迅想象中的伴侣几乎毫无交集。新式知识青年与裹小脚的旧式闺阁，被硬生生绑成夫妻，婚礼之后便分房而居。 鲁迅甚至设想过以“干姐”的名义送朱安改嫁，给丰厚嫁妆换她后半生清静，只是朱安宁愿在周家守活寡，也不肯在族人面前背上“被休”的名声。 这种无解的婚姻，让鲁迅早早断了为人父的念头。直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课堂上，那位逃离包办婚姻来求学的许广平走进他的视野。 五四运动的风暴、课堂内外的讨论，把两个时代里的新式灵魂拉到了一起。感情在暗处生根，却无法在北京摊开，于是，1926年之后两人先后离京，最后在上海落脚。 上海的日子并不安稳。鲁迅写杂文揭露现实，时常被盯梢攻击，住所一换再换。许广平帮鲁迅抄稿、应酬、料理家务，既是学生、助手，也是伴侣。 一个47岁，一个32岁，他们在乱世中肩负各自的战斗，自觉没有多余精力再养育生命，更不愿让孩子在恐怖和不确定中长大，于是坐下来认真商量，决定不要孩子。 鲁迅的性格里有一份极端理性，连避孕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他考虑过干脆做手术，也研究过子宫帽之类的办法，最后用上最常见的避孕套。夫妻相处时再小心不过，自以为可以把一切掌控在轨道之上。 命运偏偏要在最自信的地方开一个玩笑。1928年前后，许广平开始犯困、反胃，月事迟迟不来。确认怀孕那天，她拿着诊断单站在书房门口，一时不知怎么开口。鲁迅低头改稿，听见她说“可能有了”。 他接过纸看一眼，先是把单子夹进书里，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直到夜里熄灯后，半晌才闷闷说一句“你怎么就不中用了”。 那一句话像是在责怪，又何尝不是在责怪这场变数打乱所有计划。许广平小声问“那怎么办”，鲁迅沉吟很久，只说“就留下吧，你愿意生，我就想办法养”。 在更残酷的现实面前，他当然想过去医院结束这段胎儿的旅程，想到许广平眼里那点期待，又狠不下心。母亲听说后在北京连连称喜，坚持这个孩子必须留下。 真正让鲁迅亮明心迹的，是生产时的那道选择题。上海的秋天闷热未退，许广平难产，孩子的头被器械卡住，医生不得不问要保大人还是小孩。 鲁迅几乎没有犹豫，首先要救许广平。这种决断，把伴侣放在血缘之前。所幸最后母子都挺了过来，婴儿只是头略显扁平。 鲁迅看着怀里的孩子，用惯常的冷调吐槽“臭小子”，转头却给起了一个有海风味道的名字，叫周海婴。照顾孩子的方式也还是那个鲁迅，嘴上嫌麻烦，手上却一点没落。日记里仔细记着孩子每一次发烧咳嗽，每一个新动作。 对外人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随口提一句“如今已经会翻身”“今天总算一夜没哭”。有人问要不要再生一个，他笑说“一个已经够折腾，再多就疯了”。 鲁迅一生用笔做刀，毫不留情地剖开虚伪和冷酷，可轮到这个“计划外”的小生命，锋利忽然收起。他在笔记本里给儿子留下话，希望周海婴将来长大，不必继承自己的愤怒，不必走一条同样沉重的路。 周海婴后来也确实没有背着鲁迅的名字去当第二个“鲁迅”。少年时写下父亲墓碑上的字，成年后走进北大物理系的实验室，把精力用在无线电技术上，在广播系统干了几十年工作，直到退休，又提起相机，拍下2万多张照片。 从绍兴到东京，从北京课堂到上海租界，鲁迅这一生都在和旧世界较劲。等命运把一个孩子送到他面前，他却选择把矛放在身后，用笨拙而认真的方式学着做一个父亲。这个曾经坚决不要孩子的男人，最后把自己最柔软的一面，都留给了那个被骂作“臭小子”的周海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