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无恶不作的大地主丁枕鱼被抓后，看到了王树声，急忙喊：“亲外孙，快救舅爷一命！”王树声听罢放下了手枪，众人都以为他要徇私舞弊，结果王树声举起大刀，说：“子弹多宝贵，我来杀这个坏蛋！” 1926年农运高潮，农会要拿丁枕鱼开刀。那时候农会的兄弟们心里都打鼓：这丁枕鱼可是王部长的亲舅爷，王树声能下得去手吗？甚至有人私下嘀咕，这王树声毕竟是地主堆里长大的，会不会搞“假革命”？ 王树声多聪明一人，一看大家神色就懂了。他直接拍了桌子：“革命不讲情面，讲情面就不革命！别说是舅爷，就是亲爹娘老子，反对农会我也照样斗！” 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王树声带着几千个农民，浩浩荡荡杀向丁家大院。丁枕鱼这老小子还做着美梦呢，结果被五花大绑拖了出来。 游街示众的时候，丁枕鱼在人群里一眼瞅见了自己的外孙王树声。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扯着嗓子喊出了标题里那句话：“亲外孙，快救舅爷一命！” 这一喊，周围几千双眼睛刷地一下全盯在了王树声身上。空气仿佛都凝固了。这不仅是一次求救，更是对王树声革命立场的终极拷问。 王树声当时手里握着枪，他冷冷地看着这个平日里鱼肉乡里的长辈，那一刻，他脑子里闪过的恐怕是被丁家逼死的佃农、是被糟蹋的黄花闺女。 他确实放下了枪。 就在众人以为他要心软，或者要徇私枉法的时候，王树声从背后抽出了一把大刀。他盯着丁枕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子弹多宝贵，留着打敌人，我来杀这个坏蛋！” 手起刀落。 那一刀，砍断的不仅是和封建家族的血缘纽带，更是给麻城所有的农民交了一张“投名状”。从那以后，谁都知道，王树声是铁了心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了。老百姓甚至编了顺口溜夸他：“人家王树声，那是真脱胎换骨干革命！” 但王树声的传奇，绝不仅仅是“大义灭亲”。他在军事上的造诣，完全是拿命搏出来的。 咱们现在提红四方面军，总会先想到徐向前。其实在那个时期，王树声是徐向前的副手，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如果说徐向前是运筹帷幄的“大脑”，那王树声就是冲锋陷阵的“铁拳”。 他打仗有个特点：不要命。 1932年漫川关突围，那是红四方面军最凶险的时刻。几十万敌军把红军围得像铁桶一样。王树声负责断后。什么叫断后？说白了就是把生的希望留给主力，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他在阵地上吼着指挥，硬是顶住了敌人几天几夜的疯狂进攻，最后带着部队从悬崖峭壁上杀出一条血路。 然而，英雄也有落难时。王树声人生最至暗的时刻，莫过于西路军的失败。 1936年，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马家军重兵围剿。那是一场惨烈到让人不敢细读的战役。弹尽粮绝，冰天雪地。王树声作为副总指挥，最后身边只剩下几个人。 为了返回延安，他遭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和磨难。 在这段归途中，发生过一件极具争议但也最能体现他格局的事。当时他和几名战友遇到了一股土匪。土匪人多势众，把他们包围了。这时候，身边的警卫员杜义德血气方刚，要跟土匪拼命：“宁死不降！” 可王树声拦住了他。王树声竟然带着大家给土匪跪下了，把身上仅有的金戒指等财物交了出去。 很多人后来不理解，觉得这是“软骨头”。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大勇。当时他们手里没几颗子弹，拼命的结果就是白白送死。王树声跟战友说：“咱们的命是属于党的，是属于革命的。死在土匪手里，那叫轻于鸿毛；留着这条命回到延安，还能为人民做大事！” 这就是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智慧。为了革命的火种，他可以把个人的荣辱尊严踩在脚底下。 后来，他一路乞讨，穿着破羊皮袄，甚至装成哑巴，鞋子走烂了就光脚在戈壁滩上走。当他终于看到延安的宝塔山时，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毛主席见到他时，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树声同志，你回来就是胜利！” 这句话，是对他忠诚的最高奖赏。 建国后，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按理说，功成名就，该享享福了。但他骨子里那种农民的质朴和对党的纯粹，一点没变。 他当总军械部部长，为了给国家省钱，坚决反对全盘照搬苏联那一套，坚持搞国产化。 在生活上，他更是“抠”到了极点。组织上要给他盖新房，他拒绝了；给他配专车，除了公事他坚决不坐。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对老区人民的感情。当年在他打仗的时候，有位叫周家姆的大娘，为了救王树声，把自己的亲儿子交出去顶替，被敌人杀害了。这份恩情，王树声记了一辈子。 解放后，身为大将的王树声，专门把老太太接到北京住。他每天亲自端洗脚水，一口一个“娘”叫着。老太太不习惯城里生活要回乡，王树声就每年寄钱，直到老太太去世。 他说：“我的命是老区人民给的，我这个官是替那些牺牲的战友当的。我有什么资格搞特殊？” 1974年，王树声病重。临终前，他留下的遗言不是关于财产分配，而是关于西路军历史的总结，以及对党和国家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