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湖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在商店买东西时，盯着一个售货员看了一会，发现此人竟是七年前投敌的叛徒任长江。 店里光线有点暗，货架上的东西摆得密密匝匝。王树声本是想买包香烟，手刚伸向柜台，眼神就定住了。那个低头打算盘的售货员，侧脸那道疤太熟悉了，从耳根拉到下巴，像条蜈蚣似的趴在那儿。七年了，这道疤居然在这儿又见着了。 售货员感觉有人盯着，抬起头。四目相对那一瞬间，他手里算盘珠子“哗啦”一响，几颗滚到了地上。脸色唰地白了，白得像糊墙的石灰。王树声没动，就那么站着，军装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周围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外头街上有辆马车经过，轱辘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任长江。”王树声开口，声音不高，却像块石头砸进死水里。 那人嘴唇哆嗦着，想挤个笑，比哭还难看。七年前那个雨夜一下子涌到眼前，也是这么张脸，满是泥水，趴在战壕边上喊：“司令员，我带人从西边突围！”后来呢？后来枪声稀了，天快亮时清点人数，独独少了任长江和他带的十二个人。三天后消息传来，他们投了敌，还带着布防图。 “你倒是会挑地方。”王树声往前走了半步。任长江下意识往后缩，背撞在货架上，震得几个玻璃瓶叮当乱响。他忽然弯下腰，把掉在地上的算盘珠子一颗颗捡起来，动作慢得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捡到第三颗时，肩膀开始抖，起初是轻微的，后来连后背都跟着颤。 “我娘……去年走的。”任长江没抬头，声音闷在胸口，“临死前一直念叨，说对不起您。”他把珠子攥在手心，攥得紧紧的，“那些年，我不是没想过回来……” 王树声没接话。他想起1945年那个春天，部队被困在山里，断粮七天了。任长江摸黑出去，天亮时拖着半袋红薯回来，腿上被荆棘划得没一块好肉。那时候他们挤在岩洞里分吃那几个红薯，任长江把自己的那份掰了一半给伤员。这样的人，怎么就会叛变呢？ 店里挂着的时钟“咔哒咔哒”走着，声音特别响。任长江终于抬起头，眼圈通红：“那年我媳妇刚生娃，被他们抓了。说只要我过去，就放人。”他顿了顿，嘴角扯出个惨淡的笑，“结果人没放，孩子也没活过满月。” 外头阳光斜斜照进来，刚好落在两人之间的地面上，一道明晃晃的光带，灰尘在光里打着旋儿。王树声摸出烟，叼了一根在嘴里，火柴划了三次才着。烟雾升起来，隔在两人中间，朦朦胧胧的。 这些年王树声见过不少叛徒。有的被枪毙前昂着头，有的瘫在地上哭爹喊娘。任长江这样的，他倒是头一回见，像根被抽了脊梁的芦苇，弯在那儿，等着一阵风来彻底折断。可偏偏这芦苇还硬撑着，每天拨弄算盘珠子，卖酱油卖火柴，活得像个人样。 “你现在叫什么？”王树声问。 “任……任和平。”答话时，任长江下意识挺了挺背，随即又塌下去。 和平。王树声心里重复着这两个字。是了，仗打完了，和平来了。那些血糊糊的往事，那些你死我活的抉择，都被这和平日子冲淡了，冲得像是上辈子的事。可真的冲得掉吗？那些因为布防图泄露牺牲的战士，他们的命，该记在谁头上？ 柜台后面有道小门，门帘是块洗褪色的蓝花布。布帘子忽然动了动，钻出个五六岁的小丫头，扎着两个羊角辫，手里攥着半个馒头。“爹，我饿。”她揉着眼睛说，看见生人也不怕，乌溜溜的眼珠子打量着王树声的军装。 任长江慌忙把孩子往身后揽，动作太急，带倒了倚在墙边的扫帚。王树声看着那小丫头，突然想起自己女儿差不多也是这个年纪。要是换作自己，当年会不会为了孩子……他掐灭了烟头。 “你这儿有‘大前门’吗？”王树声问，声音和刚进门时没什么两样。 任长江愣了愣，慌忙转身从货架上取烟，手还是抖的，烟盒差点掉地上。王树声接过，掏钱放在柜台上，硬币落在木头台面上，清脆的一声。 转身要走时，任长江忽然叫住他：“司令员……”后面的话卡在喉咙里，半天才挤出来，“我对不起同志们。” 王树声站在门口，阳光劈头盖脸洒了一身。他没回头，只摆了摆手，像是拂开眼前的烟。街对面有群孩子在跳房子，笑声脆生生的。这个崭新的国家，到处都是这样的笑声。 后来警卫员问，要不要跟地方上打个招呼。王树声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和平了，让他过安生日子吧。”可这话说出口，他自己心里头沉甸甸的。那些牺牲的战士，那些再也没能看见新中国的面孔，他们要是知道了，会怎么说？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黑黑白白搅在一起，时间越久越分不清。叛徒该杀，这是铁的纪律；可叛徒也是人，也有软肋，也会在深夜里被噩梦惊醒。我们审判叛徒，也是在审判人性里最脆弱的那部分，当信仰和至亲被放在天平两端，究竟有多少人能毫不犹豫？ 任长江或许会在那个小店里终老，每天拨弄算盘，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可那道疤会长在他脸上，也会长在活着的人心里。王树声后来再也不去那家店，不是恨，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面对那段复杂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历史，面对人性里那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