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毅然前往香港，可因为没有身份证明，他无法得到美国签证，也不能前往其他国家！当诺贝尔奖获得者穆勒得知后，亲自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请求派人到香港接他...........   1950年的维多利亚港，海风里夹杂着机油和海水的咸腥味，码头上，一个中年男人正死死盯着远处那艘准备起航去美国的轮船，他手里攥着几张纸片，脚下却像灌了铅一样寸步难行，他叫李景均，在此时的西方学术界眼里，他是个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非法滞留者。   而在北面那片他刚刚逃离的土地上，他是被批斗下台的“反动学术权威”他的行囊里，装着那部后来被奉为世界级经典的《群体遗传学导论》手稿，而在他身后，国际科学界的舆论已经炸了锅《遗传学杂志》用那种只有葬礼上才会出现的黑体字，刊出了那个惊悚的标题。   《遗传学在中国死亡》但新闻标题救不了他，美国领事馆的大门紧闭，签证官冷冰冰地把他拒之门外，这一刻，这位中国遗传学的奠基人，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真空状态”。   几年前会发现这不仅是个悲剧，更是一场关于逻辑的荒诞剧，战后的北大农学院，本该是书桌最安静的地方。但乐天宇等人带着“进步”的尚方宝剑冲了进来，他们举着苏联李森科的大旗，把李景均信奉的“摩尔根学派”直接定性为“唯心”和“反动”。   这哪是学术之争，这就是把显微镜下的数据，直接送上了审判台，李景均是个天真的书生，他竟然试图用理性去对话，甚至亲手翻译了对手李森科的著作，想告诉对方：你看，学术是可以交流的，我们应该兼容并包。   结果这本翻译稿被直接扔在他脸上，成了他“宣扬伪科学”的铁证，当你试图跟流氓讲道理时，讲道理本身就成了一种罪过，打击很快从学术蔓延到了私域，有人开始构陷他的妻子与美国大使馆有“秘密联系”。   这种毫无底线的株连战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景均此时才明白，在这里，不仅报国无门，连做个沉默的哑巴都成了奢望，最让人心碎的对比，往往藏在地图的轨迹里。   1941年，国难当头，李景均本来在美国过着让人羡慕的日子，受着遗传学泰斗杜布詹斯基的赏识，可他带着妻子逆行回国，那条路上有日军潜艇的鱼雷，有香港沦陷期的饥饿，还有在桂林逃难时的狼狈。   那时候他是不怕死的，因为前面是“家”是为了给苦难的国家续上一脉科学的香火，可到了1950年初，这一次的离开却像做贼，他只能撒谎说是“请假”经上海、过广州，再一次来到香港。   同样的维多利亚港，九年前是满腔热血的归途驿站，如今却成了仓皇辞庙的逃生出口，当年他不怕日本人的炸弹，如今却怕极了同胞的唾沫。   1950年的那个绝望码头，就在李景均以为自己将在香港烂掉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一封信，硬生生把这扇铁门撬开了一条缝，诺贝尔奖得主穆勒（Muller）听说了这件事，这位科学巨擘没有像政客那样权衡利弊，他直接给美国国务院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   请求美国政府立刻派人去香港接人，信里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不救他，不仅是一个人的毁灭，更是科学文明的耻辱，美国国务院破例了，签证批了下来，这不是什么政治避难，这是科学界对政治边界的一次硬核突围，穆勒捞起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颗后来照亮现代医学的火种。   到了匹兹堡大学的李景均，并没有变成一个充满怨恨的“祥林嫂”他选择了最无声也最有力的方式复仇，他在那里确立了医学研究的两大基石：“随机”与“双盲”原则，后来他当选了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   真正的爱国，本该是让科学在本土生根发芽，而不是把自家的科学家逼成异乡的丰碑，那个在维多利亚港徘徊的背影，不该只是历史的伤疤，更该是至今长鸣的警钟。信息来源：凤凰网——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曾被迫离开中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