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日本军官到华东照相馆冲洗，砍杀中国军民和奸侮中国妇女的照片，罗瑾拿命偷偷加印了一些，结果这些成为了日本狡辩的罪证......   1938年1月，南京刚被日军占领没多久，长江路估衣廊一带，有家国华东照相馆，15岁的罗瑾在这儿当学徒，平时就帮着冲洗胶卷、整理照片。   一天，一个日本军官走进照相馆，手里攥着两卷胶卷，他用生硬的中文说，要冲洗胶卷，还催着尽快取。 罗瑾没敢多问，接过胶卷就去了暗房，当时冲洗胶卷，得在完全黑暗的暗房里操作，先用药水让胶卷上的影像显出来，再定影、冲洗、晾干，一步都不能错。   罗瑾按照流程操作，随着影像慢慢显现，他的手开始发抖，胶卷里没有风景，没有人像，日军砍杀中国军民、奸侮中国妇女的画面。   这些都是日军暴行的证据，罗瑾咬了咬牙，冒出一个念头：偷偷多洗几份，把这些罪证藏起来。   他知道这有多危险，一旦被发现，轻则挨打，重则丧命，但他更清楚，这些画面不能消失，得留着，让世人知道日军的所作所为。   暗房里只有药水的味道，罗瑾稳住心神，趁着冲洗的间隙，多准备了几张相纸，悄悄加印了几十张，加印胶卷有个技巧，只要在显影阶段多放几张相纸，就能洗出相同的画面，不用重新处理胶卷，不容易被发现。   他动作很快，生怕日本军官突然进来检查，等胶卷冲洗完成，日本军官来取照片时，罗瑾把原版照片整理好递过去，偷偷把加印的照片藏在了自己的衣角里。   日本军官翻了翻照片，没发现异常，付了钱就走了，罗瑾直到看着日本军官走远，才松了一口气，赶紧把加印的照片藏好。   他从里面挑了16张最清晰的，用硬纸做了个小本子，把照片装订起来，还在封面上画了滴血的心脏和匕首，写了一个“耻”字。   后来，罗瑾离开了照相馆，为了安全，他把相册藏到了毗卢寺厕所的墙洞里，还用泥浆糊住，他隔三岔五就去检查，可没过几天，相册不见了。   罗瑾吓坏了，生怕相册落到日军手里，赶紧逃离了南京，辗转到福建大田县，开了一家小照相馆，隐居了起来，他不知道的是，相册被他的同学吴旋意外发现了。   吴旋当时也在毗卢寺参加培训，无意间看到墙洞里的相册，翻开后吓了一跳，他知道这是罪证，赶紧藏了起来，先后藏在佛像底座下、随身箱子最底层，小心翼翼守护了好几年。   1946年，抗战胜利后，南京成立了军事法庭，专门审判侵华日军战犯，当时法庭在征集日军暴行证据，很多战犯百般抵赖，其中就有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   吴旋看到征集布告，立刻找出相册，交给了南京市临时参议会，这本相册被编号为南京大屠杀案“京字第一号证据”。   因为这些照片是日军自己拍摄的，没有任何伪造的可能，是最直接的铁证，法庭上，当这些照片被展示出来时，谷寿夫脸色大变，再也无法抵赖。   1947年，谷寿夫被判处死刑，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1995年，罗瑾和吴旋在南京重逢，两人这才知道，当年那本相册，经过两人接力守护，最终成为了审判日军的关键证据。   罗瑾当年只是一个普通的照相馆学徒，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他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一段历史，留住了日军暴行的铁证。   现在，这本相册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成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以上部分内容是小编个人看法，如果您也认同，麻烦点赞支持！有更好的见解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方便大家一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