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杯茶，是蒋经国一生没喝完的苦酒 1942年桂林的夏天，闷热得让人心慌。章亚若躺在床上，浑身发黑，气若游丝。就在几小时前，一位医生给她打了一针，说是治疗“腹泻”。针打下去没多久，她突然瞪大眼睛，抓住身边人的手：“我看不见了……我眼前全黑了……”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一个28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凋零了。而此刻在江西，她的爱人蒋经国，正对着父亲蒋介石发来的电报，浑身发抖，却一个字也不敢说。他明白，杀他爱人、夺他孩子母亲的，正是他最敬畏的父亲。 一切要从1939年的赣南说起。三十岁的蒋经国刚从苏联回来，满腔热血要干一番事业。他禁烟禁赌、修路办学，天天穿着草鞋往乡下跑，老百姓都叫他“蒋青天”。也就在这时候，他遇见了章亚若。这个女人不简单，离过婚，却知书达理，写得一手好字，更懂蒋经国那颗在异国他乡漂泊了十二年的心。蒋经国的俄国妻子蒋方良很好，但文化隔阂像堵墙；而章亚若既是他的得力秘书，又是能听懂他心底话的红颜知己。两颗心就这么越靠越近，明知是火，也忍不住扑了上去。 1941年，章亚若怀孕了。蒋经国欣喜若狂，觉得自己能掌控一切。他兴冲冲跑去重庆见父亲，想为心上人“正名”。结果被蒋介石骂得狗血淋头。老头子看得清楚：儿子是要接班的人，形象必须完美无瑕。原配蒋方良是苏联人，当时正需要苏联援助，休妻另娶？外交上就是灾难。国内正在搞“新生活运动”，提倡一夫一妻，领袖儿子带头纳妾？脸往哪搁！在蒋介石眼里，孩子可以生，但章亚若这个女人，绝不能进蒋家的门。 可热恋中的人总是盲目。蒋经国把章亚若送到相对安静的桂林待产，以为避避风头就没事了。1942年正月，一对双胞胎男婴出生，蒋经国激动得立刻给父亲报喜。蒋介石看着孙子的照片，难得露出笑意，还按族谱亲自取名“孝严”、“孝慈”。这个举动，让章亚若产生了致命的错觉——她以为，蒋家接受她了。 悲剧的种子就此埋下。章亚若开始以“蒋夫人”自居，在桂林的社交场合频频亮相。她不断催促蒋经国给她名分，甚至在家里挂起“蒋公馆”的牌子。她不知道，自己每一次张扬，都是在刀尖上跳舞。蒋介石的案头，关于她一举一动的密报越堆越高。在这个掌控一切的老人看来，这个不安分的女人，已经从一段风流韵事，变成了儿子政治前途上一个必须切除的毒瘤。 于是，那杯致命的毒药，或者那支毒针，在1942年8月的一个闷热下午，被送进了桂林省立医院的病房。特务的手法干净利落，医院给出的死因是荒唐的“血中毒”。一切都被捂得严严实实。 蒋经国接到消息时，整个人都垮了。据说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哭得撕心裂肺。但他没有去桂林奔丧，没有下令追查，甚至没有公开表露一丝悲痛。为什么？因为他太清楚了。在那个年代，有权力、有动机、有能力让一切痕迹消失得如此彻底的，只有一个人，他的父亲，蒋介石。 他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是他在苏联冰天雪地里学会的生存本能，也是他日后能登上权力顶峰必备的冷酷。他偷偷把两个襁褓中的儿子交给章亚若的母亲抚养，叮嘱孩子必须姓“章”，不能姓“蒋”。这一藏，就是大半辈子。 晚年的蒋经国，在病榻上昏迷时，常常无意识地呼唤“亚若、亚若……”。褪去所有政治光环，他或许还是当年赣南那个陷入热血的青年。而他的两个儿子，章孝严和章孝慈，在漫长的岁月里背负着“父姓不明”的阴影长大。弟弟章孝慈至死未能认祖归宗；哥哥章孝严直到2005年，蒋经国去世十七年后，才艰难地改回“蒋”姓。 蒋介石用最决绝的方式，为儿子扫清了“障碍”。从权力博弈看，他成功了，蒋经国后来果然平稳接班。但从人性角度看，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他视章亚若为一个需要被抹去的“麻烦”，却忘了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他用强权书写历史，以为能掌控一切，却唯独掌控不了人心深处的情与痛，也掌控不了历史最终的评判。那杯权力的毒酒，毒死了章亚若，也成了蒋经国父子心中，永远无法化解的苦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