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武汉女教师在医院生下一个小男孩。谁知，丈夫突然在她耳边说：“老婆，把氧气管拔掉吧，我们还能再生一个健康的宝宝”。女教师脸色大变，怒斥道：“我真后悔嫁给你！” 产房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她不敢相信刚才那句话是从结婚三年的丈夫嘴里说出来的。孩子躺在保温箱里，小小的胸膛起伏着，氧气管随着呼吸微微颤动，医生说了，孩子早产，需要观察，但并非没有希望。她转过头，死死盯住丈夫的脸，那张曾经温柔的脸现在看起来那么陌生。“你再说一遍？”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丈夫别过脸去，不敢看她眼睛。“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养个不健康的孩子，咱们这一辈子就毁了。爸妈那边我也问过，他们都同意……”话没说完，女教师抓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杯就砸了过去。杯子砸在墙上，碎片溅了一地。“滚出去！”她浑身发抖，眼泪这时候才后知后觉地涌出来，“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凭什么判他死刑？” 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护士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去。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在医院里不算稀奇。很多家庭听说孩子可能有问题，直接就放弃了。医疗条件有限，经济也都不宽裕，更别提社会上那些指指点点的眼光。大家都觉得，扔掉一个“包袱”，再生个健康的，才是“明智”选择。可道理是道理，落到自己身上，那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 女教师撑着手坐起来，盯着保温箱里的孩子。他那么小，皮肤红红的，眼睛都还没完全睁开，却好像在努力地呼吸，努力地想活下来。她想起自己教书时，总对学生们讲“生命无价”，讲“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现在呢？她自己的骨肉，就因为一点“可能”的风险，就要被亲生父亲放弃？她觉得心口像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冷风呼呼地往里灌。 丈夫没走，蹲在病房门口抱着头。他也许有他的苦衷：厂里效益不好，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家里住的还是筒子楼，十几平米的房子；父母整天念叨着要抱健康孙子……压力像一座山，把他心里那点柔软的父爱给压瘪了。他盘算的是现实的账本：医药费、照顾的精力、旁人异样的眼光、孩子未来的艰难。可他唯独忘了算一笔账：今天晚上他要是真那么做了，往后每一个夜晚，他还睡得着吗？ 女教师叫来了医生，一字一句地说：“用最好的药，该怎么治就怎么治。我是孩子母亲，我说了算。”她签了一叠单子，手很稳。娘家人赶来了，母亲抱着她哭，父亲沉默着去交了押金。婆家人也来了，婆婆话里话外还是那个意思：“你还年轻，别犯傻。”她听着，不反驳，也不点头，只是轻轻摸着孩子的小手。那手指细得像火柴棍，却牢牢抓住了她的指头。 这个故事后来在当地传开了。有人夸这位女教师“伟大”、“有骨气”，也有人说她“死脑筋”、“不懂变通”。孩子最后活下来了，确实比普通孩子体弱些，智力发育也稍慢，但会笑会叫妈妈，后来在母亲悉心教导下，居然也慢慢学会了读书写字。丈夫呢？到底没离开这个家，只是话变少了，常常一个人抽烟。夫妻之间，好像永远隔了一层什么东西。 我倒觉得，这事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评判。它照见的是那个时代普遍的困窘，是医疗、经济、观念多重挤压下人性的摇摆。丈夫的选择冷酷吗？冷酷。但把他扔进那个环境里，未必有多少人能做得更好。女教师的坚持可贵吗？可贵。那是母性的本能，也是对生命最原始的尊重。可这份坚持背后，是她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是她一边教书一边做零工攒医药费的艰辛，是她顶着流言蜚语把儿子养大的每一天。 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为什么一个家庭在面对病弱新生命时，会陷入如此孤立无援、必须做出非此即彼残酷选择的境地？如果当时的医疗保障更完善些，如果社会的支持系统更健全些，如果人们对“不完美”的生命有多一点包容，这场发生在产房里的撕裂，会不会不那么痛？ 孩子如今也该三十多岁了。不知道他是否知道，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就经历了一场生死抉择。他的母亲，用一声怒吼和一生的坚持，替他选了一条更艰难但也充满温度的路。这条路走得不容易，但每一步，都踩在“人”字上。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