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时，原国军中将柏辉章被判处了枪决之刑，柏辉章至死都想不明白自己抗日有功还率部起义，为何还要被杀。 1938年5月，第102师投入徐州会战，日军坦克和炮火密集，他的弟弟柏宪章负责军需运输，在一次空袭中阵亡，确保后勤供应未中断。柏辉章继续领导剩余部队，在砀山战役中坚持抵抗，一只耳朵被炮火震伤。部队在战壕中组织防御，阻挡日军推进。随后，第102师转战南昌保卫战，在城郊布防，挖掘防线，对抗日军步兵冲锋。他巡视阵地，调整部队位置。 1939年，参加长沙会战，第102师驻守新墙河一线，日军炮火轰炸河岸，部队修补工事，进行反击。战斗持续多日，各团伤亡严重，最终仅剩少数士兵。抗日战争胜利后，1944年柏辉章升任第88军副军长，部队退至广东乐昌驻防。他不愿继续参与后续冲突，没有正式上任，而是辞去职务。1946年，获国防部中将部员虚职，居住在上海，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柏辉章在抗日战场上指挥部队多次作战，部队付出重大牺牲。在徐州会战中，弟弟柏宪章在空袭中阵亡，士兵转移军需，确保后勤供应。在南昌保卫战，部队在城外河岸设防，日军坦克推进，他下令使用反坦克武器射击。长沙会战期间，第102师三个团布阵新墙河，河水旁阵地被日军炮弹炸开缺口，士兵修补工事，他指挥补充团增援前沿。 1949年，国民政府面临瓦解，柏辉章被任命为黔北绥靖区副司令，返回遵义老家。遵义城内行人稀少，部队驻扎城郊，他观察到解放军逼近。11月24日，他召集军官在指挥部会议室，桌上铺开地图，用手指划出阵地位置，讨论形势后，下达起义指令。士兵在操场上列队，放下武器，他走上前去，宣布加入新政权，避免遵义城陷入战斗，百姓目睹部队和平移交。 但在1935年1月，红军进入遵义，占用他的私人公馆作为会议场所。公馆大门被打开，红军士兵进出大厅，厅内桌椅被挪动，墙壁留下痕迹。红军离开后，柏辉章率领部队返回遵义，士兵持枪冲进城门，枪声在巷道中响起，他们逐街搜查，驱逐残留人员。夺回公馆时，他走进大厅，查看被占用的房间，对红军产生不满。他站在公馆台阶上，挥手命令部下追击，士兵分成小组，奔向城外山林，翻越丘陵，进行搜捕行动，抓捕红军士兵，导致冲突发生。 柏辉章巡视围剿现场，下令部队加强封锁，士兵在树林中布设哨卡，不放过任何逃脱路径。这些围剿行为持续一段时间，部队在山道上推进，枪击声回荡在谷底。他指挥士兵包围村落，搜查房屋，缴获物品。这些行动成为他后来命运转折的关键，尽管他有抗日战绩和起义举动，但过去的围剿记录在镇反中被揭露。历史资料显示，柏辉章的围剿行动涉及贵州多个县区，部队规模达数千人，追击范围扩展到周边山区，抓捕人数达数百。 围剿期间，柏辉章的部队与红军残部多次交锋，造成双方伤亡。他的命令强调彻底清剿，不留后患，导致行动强度增大。抗日时期，他的部队在多场会战中消耗兵力，补充新兵成为常态，但围剿红军的经历被视为重大问题。起义后，他虽获任命，但早期行为未被遗忘。网络搜索确认，柏辉章的抗日贡献包括指挥102师在华中战场的防御作战，阻挡日军多次进攻。 起义完成后，柏辉章被新政府任命为遵义地区剿匪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处理当地治安事务。他参与剿匪工作，指挥部队清剿残匪，士兵在山林中巡逻，搜查藏匿点。委员会会议在办公室举行，他查看报告，下达行动命令。部队分成小队，进入乡村，抓捕匪徒，枪声偶尔响起，缴获武器弹药。这些活动持续一段时间，帮助稳定遵义周边秩序。 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柏辉章过去的围剿红军行为被人报告。调查人员来到他的住所，搜查文件和物品，询问相关细节。他被带到法庭，庭审在遵义广场举行，群众聚集观看。法官宣读罪行，包括围剿红军时命令部队追击和抓捕。柏辉章站在被告席上，听取判决。经过审查，他被判处枪决。 9月14日，执行日在遵义凤凰山下鲤鱼田进行。士兵押解他走向刑场，地面尘土扬起，他走在队伍中。行刑队列队，举枪瞄准，枪声响起，他倒在地上。尸体被家人安葬在凤凰山，但具体位置后来难以确认。他的结局源于围剿红军的记录，尽管有抗日贡献和起义行为。权威资料指出，镇反运动针对历史反革命分子，柏辉章的案例被列入贵州地区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