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5日，张学良准备了几十根金条和几万大洋给杨宇霆的父亲祝寿，到杨府时，副官大喊：“总司令到！”桌子上赌钱的一众官员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直到杨宇霆走了进来，大家才全都站了起来，满脸堆笑。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对于刚接手东北军政大权的少帅张学良来说，这火还没烧起来，差点就被自家的老臣给浇灭了。堂堂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亲自带着重礼去给下属的父亲祝寿，结果进门连个正眼都没人瞧，反倒是下属一露面，满屋子高官立马点头哈腰。这场面换谁能忍？这哪是祝寿，分明就是一场关于谁才是东北真正话事人的摊牌。也就是这一天，原本还在犹豫的张学良，彻底动了杀心。 要把这事儿说清楚，还得从皇姑屯那声巨响说起。老帅张作霖在世的时候，那是何等的威风，手底下这帮骄兵悍将，不管是多大的刺头，都被治得服服帖帖。杨宇霆作为老帅的左膀右臂，号称“小诸葛”，在奉系军阀里确实是有真本事的，地位高得吓人。可老帅一走，这平衡就被打破了。接班的张学良那时候才二十七岁，在杨宇霆这些前朝元老眼里，这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 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名义上张学良是老大，可实际上杨宇霆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在奉天城的官场上，谁不知道杨宇霆才是“太上皇”？平时开会，杨宇霆经常迟到早退不说，说话还总是一副教训晚辈的口吻。遇到军政大事，张学良想发表点意见，杨宇霆往往当场就给驳回去，有时候甚至连个面子都不给，直接甩脸子。这种“主弱臣强”的戏码唱久了，大家伙儿的心思也就活泛了，觉得跟着杨宇霆混才是正道，少帅那边也就是个摆设。 这种微妙且危险的氛围，在1929年1月5日那天达到了顶峰。那天是杨宇霆老爷子的大寿，张学良为了缓和跟杨宇霆的关系，或者是为了维持奉系表面的团结，备下了几十根金条和几万现大洋的厚礼，可以说是给足了面子。按理说，顶头上司亲自登门，这得是多大的荣耀？可现实却狠狠打了一巴掌。 当张学良走进杨府大厅的时候，屋里那叫一个热闹，奉系的达官显贵们正围在桌边赌得热火朝天。随行的人嗓门洪亮地通报“总司令到”，这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可那帮正在推牌九、打麻将的官员们呢？就像没听见一样。有的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继续吆喝着下注，该干嘛干嘛。这不仅是冷落，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无视。在那帮人潜意识里，张学良来了不算什么大事，不用为了他耽误手里的牌局。 这尴尬劲儿还没过，杨宇霆从后堂出来了。这时候精彩的一幕发生了，刚才还像屁股长在椅子上的那帮人，仿佛屁股底下安了弹簧，齐刷刷地全都站了起来。刚才还是爱答不理的冷脸，瞬间全都变成了满脸堆笑，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跟杨宇霆打招呼，那股子亲热劲和恭敬劲，跟对待张学良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张学良就站在旁边冷眼看着，这种强烈的反差，让他彻底看清了自己在这些人心中的分量。这已经不是面子问题了，这是要把他架空，让他当个傀儡。 回到帅府后，张学良算是彻底想明白了。杨宇霆不除，他在东北就永远直不起腰杆，政令也就出不了大帅府。这事儿不仅仅是私人恩怨，更关乎整个东北军政大权的归属。随后的几天，杨宇霆和常荫槐更是变本加厉，甚至拿着涉及国家主权的铁路文件逼着张学良签字，态度强硬得就像是在下命令。这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1月10号晚上，张学良摆下了那场著名的“鸿门宴”。在老虎厅里，当杨宇霆和常荫槐还在做着把持朝政的美梦时，早就埋伏好的卫队冲了出来，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就地正法。枪声一响，奉天城的天变了。原本依附于杨宇霆的势力瞬间土崩瓦解，那些在寿宴上对张学良爱答不理的官员们，这回算是真正见识到了少帅的雷霆手段。 杀了杨宇霆之后，张学良迅速收拢了兵权，整顿了队伍。这时候大家才发现，这个平日里看着花花公子的少帅，狠起来也是毫不手软。除掉了内部的隐患，东北军才算是真正姓了“张”。这也为后来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扮演关键角色打下了基础。 到了1930年，中原大战打得不可开交，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几路人马杀得难解难分。这时候，手握重兵、内部统一的张学良成了左右战局的关键砝码。各方都来拉拢，张学良审时度势，发出了那封著名的“巧电”，挥师入关支持南京，一举定乾坤。如果当初没有在老虎厅果断除掉杨宇霆，张学良恐怕连自己的位置都坐不稳，更别提入关调停、影响全国局势了。 这件事其实挺让人唏嘘的。杨宇霆要是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尽心辅佐少帅，凭他的才干，东北的局面或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可惜他太迷信自己的权术和资历，忘了“功高震主”是官场大忌，更低估了年轻人维护权力的决心。那场寿宴上的傲慢，最终成了他给自己掘的坟墓。 历史没有如果，但往往充满了因果。说到底，还是太狂了。不懂得收敛锋芒，把上司的容忍当成了软弱，这就是取死之道。对此，你怎么看？如果你是当时的张学良，面对如此嚣张的老臣，你会选择隐忍还是像他一样痛下杀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