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七分天下有其五，为何还是不能统一天下？   史书多赞刘宋疆域辽阔，称其七分天下有其五，囊括长江以南全部疆域，兼跨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国力一度碾压同期诸多政权。可这份看似碾压的优势，终其一世都没能换来统一天下的结局，甚至连黄河以南的失地都未能彻底稳固。这份尴尬的处境背后，从来不是兵力不足，而是藏着多重难以破解的困局，那些看似强盛的表象之下，早已埋下了无法统一天下的隐患。   公元420年，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登基称帝，建立刘宋政权，定都建康。这位从寒门崛起的帝王，凭借一生南征北战，硬生生打出了刘宋的鼎盛疆域——416年至417年，他亲率大军北伐，先后攻克洛阳、长安，灭亡后秦，将疆域向北推进至黄河以北，向南囊括岭南全境，向东抵达东海，向西延伸至巴蜀边缘，彼时天下七分，刘宋独占其五，成为南朝疆域最辽阔、实力最雄厚的政权。   刘裕本有机会乘胜追击，平定北方残余势力，可就在攻克长安的关键时刻，心腹重臣刘穆之突然病逝，后方政权根基动摇，他担心京城生乱，只能仓促南归，留下年幼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北伐大业就此半途而废。   刘裕南归后，长安很快陷入内乱，刘义真年幼无能，手下将领互相猜忌、自相残杀，北魏趁机出兵，轻易夺取长安，刘裕北伐的战果损失大半，黄河以南的诸多城池也再度陷入拉锯战。422年，刘裕病逝，太子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这位年轻的帝王毫无治国之才，终日沉迷游乐，不理朝政，朝堂大权逐渐落入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权臣手中，政局动荡不安，根本无力顾及北方边境。仅仅两年后，徐羡之等人便以少帝昏庸为由，将其废杀，随后拥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帝，即宋文帝。   宋文帝即位后，迅速铲除徐羡之等权臣，亲掌朝政，励精图治，整顿吏治，劝课农桑，恢复生产，开创了被誉为“元嘉之治”的兴盛局面。彼时刘宋经济繁庶，人口激增，府库渐丰，看似具备了再次北伐、统一天下的实力。可这份兴盛终究是表面现象，朝堂内部的隐患从未消除，门阀世族依然垄断着核心权力，“重文轻武”的风气盛行，寒门子弟难以出头，行政效率低下，军事人才更是极度匮乏。宋文帝虽有北伐之志，却始终被内部势力掣肘，难以集中全国之力发动大规模北伐。   元嘉年间，宋文帝先后发动三次北伐，试图收复黄河以南失地，进而平定北方，可每一次都以惨败告终，反而耗尽了刘宋数十年积累的国力。430年，第一次北伐正式发动，宋文帝任命到彦之为主帅，统领五万大军北上，初期虽收复部分失地，却因战线拉得过长，兵力分散，加上将领指挥失当，被北魏大军击溃，不仅丢失了所有新收复的城池，还损失了大量兵力和物资，府藏、武库为之一空。此战之后，刘宋国力大损，宋文帝虽不甘心，却也只能暂停北伐，整顿内政，积聚国力。   休整十余年后，宋文帝再次燃起北伐之心，可此时的他早已没了往日的沉稳，不听御史中丞何承天“坚壁清野、积聚物资、以逸待劳”的建议，反而轻信彭城太守王玄谟的浮夸之词，认为宋军可一举击败北魏，一统天下。450年，第二次北伐发动，王玄谟为主帅，统领大军北上，可这位主帅刚愎自用，毫无军事才能，不仅肆意搜刮民脂民膏，还在战场上指挥失误，遇挫即逃，导致宋军全线崩溃。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趁机率领大军南下，长驱直入，蹂躏黄淮地区，直逼长江北岸，建康城一度岌岌可危，最终刘宋只能屈辱求和，割让大量土地，才换得北魏撤军。   两次北伐惨败，让刘宋国力遭受重创，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可宋文帝依然没有吸取教训。452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刺杀，北魏政局动荡，宋文帝认为这是北伐的绝佳时机，发动了第三次北伐。可此时的刘宋早已元气大伤，兵力不足，粮草匮乏，加上将领庸碌无能，北伐军刚出兵不久便陷入被动，只能仓促撤军，第三次北伐再次草草收场，毫无战果。   北伐的接连惨败，不仅耗尽了刘宋的国力，更让其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宋文帝晚年猜忌心日益加重，担心功臣宿将功高震主，竟然将战功赫赫的名将檀道济赐死，檀道济一生征战，为刘宋立下汗马功劳，他的死，让刘宋失去了最后一位能独当一面的名将，也让军中将士人心惶惶，士气低落。更严重的是，宗室之间的权力争斗愈演愈烈，453年，太子刘劭因不满宋文帝欲废黜自己，发动宫变，弑杀宋文帝，随后刘骏起兵平叛，诛杀刘劭，即位为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即位后，大肆诛杀宗室诸王和功臣，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可这种残酷的杀戮，反而加剧了宗室内部的矛盾和猜忌，让朝堂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斗之中。此后，刘宋的皇帝更迭频繁，刘子业、刘彧、刘昱等帝王，要么残暴嗜杀，要么昏庸无能，朝政日益腐败，地方官员拥兵自重，互相割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弱。大量兵力被投入到内部争斗中，根本无力顾及北方边境，北魏则趁机不断南下，侵蚀刘宋疆域，刘宋的国力日渐衰退，疆域也不断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