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韩国马山卸货。前面靠着一条俄罗斯的捕渔船。有个俄罗斯的船员到我们船上要白酒喝。我说你拿鱼来换。结果这个俄罗斯人扛了一个大炮弹鱼。有一米多长啊？结果我们船员在船上吃了两顿。 那天最后一顿鱼是红烧鱼块，食堂的吊扇吱呀转着，把鱼肉的鲜香味吹得满船飘。我正帮着厨师收拾鱼骨头，就看见那俄罗斯大汉又从跳板晃过来了——还是那身沾着鱼鳞的工装，满脸胡茬，身上的鱼腥味混着海风扑过来。这次他没喊“Vodka”，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牛皮纸包，对着我揉鼻子、咳嗽，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嘴里蹦着我听不懂的俄语。 我猜他是感冒了，转身去舱里翻出一盒备用的感冒灵，又给了他两包润喉糖。他接过药，眼睛瞪得溜圆，拍着胸脯晃了晃脑袋，又指了指自己的船，转身跑了。没一会儿，他扛着个布袋子回来，倒在甲板上是半袋腌得透亮的大马哈鱼籽，还有个用鱼骨磨成的小雕像，刻得歪歪扭扭，看着像条小鱼。 我摆摆手说不用，他却硬塞给我，嘴里含糊着什么，大概是“谢谢”。之后两天，他偶尔会过来，有时蹲在我们甲板上看我们修缆绳，有时递过来一块硬邦邦的黑面包，我们也会分给他点咸菜、干脆面。他虽然话不多，但每次来都会带点小玩意儿——要么是颗打磨光滑的贝壳，要么是块干得像石头的鱼干。 直到第三天早上，港口的汽笛响起来，他们的船要开了。我正靠在船舷抽烟，看见他站在他们船的甲板上，对着我们这边挥手里的空酒瓶子——应该是把上次换的二锅头喝完了。我举起手里刚开封的另一瓶二锅头晃了晃，他笑得露出白牙，胡茬子跟着抖个不停。 船慢慢驶离码头，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个在船舷边晃动的黑点。风把鱼籽的咸香味吹过来，我捏了点放进嘴里，鲜得直皱眉，心里却有点踏实。在这茫茫大海上，谁还没个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对口酒或者头疼脑热的时候，哪来那么多值不值，不过是你帮我一把，我记你一点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