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不抽中华，爱抽三毛钱一包的三七。永贵大叔不喜欢吃喝，生活比较朴素，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爱抽烟。 前阵子回大寨，听村里的老邻居李大爷讲起一件旧事。那年陈永贵还在村里当支书，县里派干部下来检查梯田改造，中午在大队部凑了顿便饭。桌上摆着干部带来的中华烟，其他人都随手抽着，他却从布褂兜里掏出个磨得发白的纸烟盒，摸出根三七烟就点上，呛人的烟味飘出来，旁边年轻干部下意识皱了下鼻子。 饭后拉家常，干部说：“陈支书，您现在也是县里树的典型，抽这个太掉价，回头我给您捎两条中华。”他摆着手笑，烟屁股夹在黄黑的指缝里，指甲缝还嵌着田埂上的泥：“这烟劲大，下地干一天活，抽上一根就不犯困。中华烟太柔，我抽着没味儿。” 没过多久，山里下暴雨，刚修的半片梯田被冲垮了小半截。他带着村里人在地里抢了三天三夜，口袋里的三七烟盒空了又被填满——都是乡亲们你递一根我塞半盒凑的。有个年轻后生趁他歇口气，把自己攒了俩月零花钱买的中华烟塞给他，他没推辞，转头就分给了几个熬红眼的老人，自己还是摸出了仅剩的几根三七烟。 那天后半夜雨停了，他蹲在田埂上抽烟，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跟旁边的土坷垃似的，没半点“干部”的样子。李大爷说，那时候他的工资一半都贴补给了村里的困难户，烟钱得掰着指头算，三毛钱一包的三七，他能匀着抽四五天。 后来他去了北京当大官，第一次回村时，还是揣着那熟悉的三七烟盒，跟老邻居们蹲在墙根下抽，问的还是地里的玉米抽穗了没，张寡妇家的猪下崽了没。烟味混着麦香飘在风里，跟十几年前一模一样，没半点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