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大霉了！72岁老人跟着老板“挣外快”猝死，家属索赔80万。 陈伯是杭州一栋写字楼的看门人，72岁，话不多，见人总是点点头。韩老板的公司就在楼上，日子久了，两人熟络起来。韩老板时不时有些零活，给人装窗帘、搬点小东西，就会叫上陈伯搭把手。递个螺丝刀，扶一下梯子，一天忙完，韩老板会塞给他一两百块钱。这对陈伯来说，是一份不错的额外收入。两人从没签过任何东西，全凭口头一句话。 那天下午，韩老板要去杭州给一户新房子装窗帘。他照例敲了敲窗：“陈伯，下午有个活，去吗？”陈伯从门卫室探出身，点点头，换了件干净些的外套就上了韩老板的车。路上，韩老板说起这户人家窗户多，活有点赶。陈伯靠在座椅上，回了句：“没事，慢慢做。” 到了地方，两人开始干活。韩老板在梯子上安装轨道，陈伯在下面把窗帘一片片递上去，再把地上的包装纸收拾整齐。房子里还空荡荡的，说话都有回音。期间，陈伯擦了几次汗，动作比往常慢了些，韩老板在上面问：“累了吧？歇会儿。”陈伯摆摆手：“不累，就是有点闷。” 谁都没想到，这句“有点闷”是不太对劲的开始。就在活计快要收尾，陈伯弯腰去卷最后一大块塑料包装膜时，他忽然踉跄了一下，然后整个人直接栽倒在那堆柔软的窗帘布上，没发出什么声响。 韩老板一开始还以为他被绊倒了，喊了一声没反应，才觉得不对。他爬下梯子，看到陈伯脸色发灰，怎么叫都没动静。韩老板脑子“嗡”的一声，手忙脚乱地打电话叫急救，声音都是飘的。在等救护车来的那段时间里，他蹲在旁边，不知所措。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格外刺耳。 医院最终没能留住陈伯。医生的说法是，突发疾病，可能与劳累有关。这个消息，像一块冰冷的石头，砸碎了两个家庭的平静。 陈伯的老伴听到消息，当时就站不住了，被亲戚扶着，眼泪都流不出来。儿子从外地赶回来，眼睛赤红，见到韩老板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爸身体一向好好的，怎么跟你出去干个活，人就没了？！”好好的。这个词，后来成了双方争执的一个关键。陈伯的家人坚持认为，老人身体硬朗，没事。 韩老板则被一种巨大的冤屈和慌乱淹没了。他对着陈伯的家人，也对着后来来调解的人反复解释：“我真的不知道他身体有什么问题啊！他就帮我递递东西，这活能有多累？我就是好心，想让他赚点零花钱……”他觉得，这顶多算是熟人之间的帮忙，自己怎么就成了要对一条人命负全责的人？ 悲伤和委屈无法对话。陈伯家人提出了80万元的赔偿，这是一个包含了愤怒、痛苦和对未来无着落的数字。对韩老板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他觉得自己承受不起，也不该这样承受。 于是，双方坐在了调解室里。气氛冰冷僵硬。陈伯家人讲述老人的勤劳、本分，讲述家庭的崩塌。韩老板讲述自己的无心之失、经济压力和满腹委屈。80万这个数字悬在中间，谁也够不着谁。 调解不是一次就成的。每次协商，对双方都是一次煎熬。赔偿的数额从80万开始往下松动，但每降一点，都伴随着艰难的拉锯和眼泪。韩老板在这个过程中，也许才慢慢体会到，他眼里“递东西的轻活”，对一个72岁的老人而言，可能意味着什么。而陈伯的家人，可能也逐渐看清了眼前这个同样被这件事压得喘不过气的男人，并非恶徒。 最终，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勉强接受的数字：27万元。韩老板同意了，他说：“这个事情因我而起，我认。” 陈伯家人也签了字。27万，买不回一条命，也填不满失去亲人的缺口，它只是一个让这件事在法律和世俗层面能够翻篇的、沉重的数字。 事情了结后，写字楼下的门卫室很快来了新的看门人。韩老板的公司照常运营，只是他进出大门时，总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那27万，结清了一笔账，但有些画面，比如陈伯最后倒在窗帘布上的样子，大概会留在他心里很久。 大家怎么看这件事？你觉得这个结果，对谁更公平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