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重庆一个修县志的哥们，在档案馆翻到一张发黄的喜报。上面写着：蒋诚，一等功，歼敌4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他攥着那张纸手心直冒汗，指尖蹭过喜报边缘的黄斑，赶紧顺着档案编号往下翻。越看心跳越快，当看到“现居合川龙市镇”几个字时，他当天就骑上二八杠往乡下赶。那时候的土路坑坑洼洼，太阳晒得柏油路发软，赶到村口时，他裤腿沾了满腿泥，嗓子干得冒烟。 找村民打听蒋诚，有人指了指坡上的田：“那老头在那儿翻土呢，当了半辈子农民，话不多，谁也没听说过他有啥军功。” 他顺着田埂走过去，老远就看见个瘦老头，背驼得厉害，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正挥着锄头刨地，每一下都很用力。喊了声“蒋诚同志”，老头直起腰回头，脸上皱纹挤在一起，眼睛有点花，愣了好半天才应：“你找我？” 他把喜报递过去，蒋诚只扫了一眼，就轻轻塞回他手里，搓了搓手上的泥：“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跟着回了家，土坯房里摆着个旧木箱，上面落着薄薄一层灰。蒋诚搬个小板凳踩上去，打开木箱，里面铺着块褪色的红布，包着那枚磨得发亮的一等功勋章。 屋里吊扇吱呀转着，蒋诚摸了摸勋章，声音很低：“上甘岭那阵，战友们一批批倒下，我抱着机枪打，枪管烫得能烙熟饼，就用尿浇降温。最后阵地剩我一个，肠子都流出来了，塞回去缠上绷带接着打……”他掀起衣服，腹部一道长长的疤痕，像条褪色的蜈蚣趴在上面。 “为啥不跟人提？”他问。蒋诚叹口气，把勋章重新包好：“好多弟兄都埋在朝鲜的雪地里了，我能活着回来种庄稼，就已经很知足了。功劳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 后来他把蒋诚的事迹写进县志，送初稿过去时，看见蒋诚正坐在门槛上，给几个村里的孩子讲打敌机的事。老头说得很慢，孩子们托着腮听得眼睛发亮。他没过去，悄悄把稿子放在他家门槛上，转身走了。风卷着田埂上的稻花香飘过来，他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又暖烘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