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黄令仪收到通知：停止集成电路和芯片的研发，她冲进办公室大喊：“不能停，我们会被卡脖子的。”可对方大手一挥：没钱。黄令仪转身蹲地失声痛哭，谁也没想到，多年后她却成了美国都惧怕的人物。 办公室的空气好像凝固了。那句“没钱”像盆冰水，把黄令仪从头淋到脚。她蹲在走廊，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不是为了自己的心血白流，而是心里急啊。她比谁都清楚，这条路要是现在断了，将来别人把门一关，我们连喘气的机会都没有，“卡脖子”这三个字，可不是吓唬人的。那一刻的绝望，源自一个科学家最深远的预见。 这份不甘心，是从战火里烧出来的。黄令仪出生在1936年的南宁，童年记忆里满是日军飞机的轰炸声和逃难的人潮。她曾拉着母亲的衣角问，为什么我们总被欺负？母亲的回答她记了一辈子：“因为我们落后，落后就要挨打。” 这颗自强报国的种子，从此在心里扎了根。她发奋读书，考入华中工学院，又因为成绩优异被推荐到清华大学，专攻当时最前沿的半导体器件。她坚信，科技才是让国家挺直腰杆的力量。 她真的做到了。1960年，年仅24岁的她回到母校，在一穷二白中创建了国内首个半导体实验室，并带领团队研制出半导体二极管。 1962年调入中科院计算所后，她迎来了更艰巨的使命——为国家“两弹一星”工程研发急需的计算机。那是段“激情燃烧的日子”，大家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心中只有国家需要。 1965年，她带领中国第一个芯片研究团队，在缺资料、缺设备的极端条件下，成功研制出半导体三极管。她参与研发的计算机，后来随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让《东方红》的乐曲响彻寰宇。到70年代末，她和团队研发的芯片，已经无限逼近世界水平。 正因为触摸过希望，1984年的“急刹车”才格外痛彻心扉。当时的国家，面临着现实的困难与选择。但黄令仪知道，芯片是信息时代的“粮食”，此刻放弃自研，选择“拿来主义”，就等于把未来的命门交到别人手里。这次打击让她消沉，但从未让她放弃。 1989年，她公派赴美参加一个国际芯片展览会，跑遍全场，竟找不到一个来自中国的展位。看着琳琅满目的外国芯片，她心如刀割，在日记里写下：“琳琅满目非国货，泪眼涟涟。” 屈辱感再次点燃了她，她发誓，一定要让中国芯片登上世界舞台。 转机在2001年到来。当时已65岁的黄令仪本已退休，中科院计算所的胡伟武教授为打造“中国芯”，向她发出了邀请。面对经费不足等重重困难，她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回归。她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为祖国的强大而出力”。 在龙芯团队，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又像年轻人一样扑在了实验室。2002年，“龙芯1号”研制进入最紧张的冲刺阶段，她长时间伏案工作导致颈椎病发作，脖子僵硬到无法动弹。 医生勒令她休息，可她还是放不下。同年8月10日，当我国首款通用CPU“龙芯1号”成功的消息传来，她激动不已，感觉“脖子也不疼了”。这枚芯片虽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差距，却真正打破了国产计算机无“芯”可用的历史。 此后的十几年，她退而不休，继续带领团队攀登。从“龙芯2号”到“龙芯3号”，她的智慧与心血不断凝结。最终，“龙芯3号”等一批高性能芯片被应用到复兴号高铁、北斗卫星等国之重器上，彻底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2018年“龙芯3号”研制成功时，黄令仪已是82岁高龄。她曾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 她用一生，践行了这个誓言。 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在芯片领域拥有了拒绝的底气，当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的CEO黄仁勋都承认，中国AI芯片的差距仅为“几纳秒”，并急切呼吁开放市场时，我们更能体会黄令仪当年那份坚持的千钧之重。 当年她在办公室的那句哭喊，不是个人的抱怨，而是一个民族对科技自立的清醒呐喊。她和她代表的几代芯片人，在至暗时刻里的匍匐与擦亮，终于让我们看到了自主创新的曙光。历史证明了，有些路，再难也得自己走；有些“芯”，再苦也得自己造。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信源参考：光明网，《“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2024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