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王月贞被拖上处刑台，当执行前，她突然激动道：“先等会，能不能让我提一个要求？”随后她说了一句话，就连行刑者都流出了眼泪。 王月贞那年她才21岁，放在今天，也就是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还爱美，爱笑。但在那个年代，她已经是一个母亲，更是一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革命者。 王月贞是被五花大绑拖上处刑台的。她那模样，惨得让人不敢直视。身上的衣服早就成了一堆烂布条，那是皮鞭抽打留下的杰作。露在外面的皮肉，没有一块是好的，全是翻卷的伤口。手腕上的镣铐太沉，把皮都磨没了，血珠子顺着生锈的铁链滴在泥地上。 行刑的士兵端起了枪。这些汉子见惯了杀人，手指早就扣在扳机上，眼神本来是麻木的。 就在这当口，王月贞突然喊了一嗓子：“先等会！能不能让我提一个要求？” 这一声喊，把那一排端枪的大兵给喊懵了。 通常到了这份上，要么是吓得尿裤子求饶，要么是视死如归喊口号。为首的军官皱了皱眉，示意她快说。大家都以为她要留遗言，或者想用家里的金条买条路。 王月贞死死盯着人群的一个角落。那里站着她的亲人，怀里抱着个才四个月大的婴儿。她沙哑着嗓子，字字句句砸在地上： “我只想再喂我的孩子一次奶。” 这话一出，原本还有些嘈杂的刑场，瞬间静得吓人。 刚才还叫嚣着看热闹的闲汉闭了嘴。那几个杀人不眨眼的行刑者，端着枪的手也不自觉地垂了下来。人心都是肉长的，谁还没个娘？面对一个即将赴死的母亲这最后一点卑微的请求，那些立场、那些命令，在那一刻都显得轻了。 没人能拒绝这个要求。军官没吭声，默默摆了摆手。 亲戚抱着孩子哆哆嗦嗦走上前。小家伙刚才还在襁褓里哇哇大哭，估计是饿急了，也可能是本能地感觉到了母亲的气息。一贴到王月贞怀里，孩子的小脑袋就开始往衣襟里拱，哭声立马停了。 王月贞艰难地盘腿坐下。身上的伤口因为这个动作被撕扯开，疼得钻心，但她连眉头都没皱一下。那双握过传单、扔过土炸弹的手，此刻温柔得像水，小心翼翼托着孩子的后脑勺。 这是她最后一次拥抱这个小生命。 眼泪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淌，滴在孩子的襁褓上，但她始终没哭出声。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这种心里像被刀绞一样的滋味，谁受得了？ 谁也想不到，这个温柔喂奶的女人，在几天前的审讯室里，是个让敌人都害怕的“硬骨头”。 王月贞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是因为遭了叛徒出卖。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铺天盖地，她与丈夫翦去病硬是在常德坚持地下斗争。被捕后的七天七夜，敌人那是真下了死手。 老虎凳、辣椒水、烧红的烙铁，酷刑轮番上阵。王月贞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敌人想从她嘴里撬出同志的名单，可她把嘴唇都咬烂了，鲜血流了一下巴，愣是一个字没吐。 拿审讯手段来说，敌人见硬的不行，就开始耍流氓。他们把这四个月大的孩子抱到审讯室，拿孩子的命做筹码。 这招太毒了。看着近在咫尺的骨肉，王月贞的心都要碎了。但她清楚，只要自己松口，背后就是无数同志的人头落地。她对着敌人，也是对着孩子，决绝地说：“对不起孩子，下辈子我再做你的妈妈。” 这份决绝，彻底断了敌人的念想，这才有了后来公开处决这一幕。 回到刑场。孩子吃饱了，咂巴着小嘴在妈妈怀里睡着了。王月贞低下头，在孩子额头上轻轻亲了一口，把孩子交还给亲戚。她反复叮嘱：“把他带好，让他记住，他娘不是坏人。” 说完这话，她重新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那个温柔的母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目光如炬的战士。她抬起下巴，对着行刑队示意：可以动手了。 那一刻，行刑士兵的手都在抖。 枪声响了。王月贞倒在了血泊里。那年她才21岁。 仅仅八天后，她的丈夫翦去病，也在同一个刑场英勇就义。这两口子，为了同一个信仰，把命都搭进去了，只留下了那个在刑场上喝了最后一口奶的孩子。 这孩子后来在亲友的拉扯下长大。这段记忆虽然残酷，却成了他一生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