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春节，焦裕禄回家探亲，他到处找不到妻子，母亲惋惜地说：“你妻子改嫁了。”焦裕禄像是被拍了一板砖。 那会儿他刚从部队回来，身上还带着战场上的土腥味。母亲抹着泪说，村里传他牺牲后，徐小雅带着孩子实在过不下去，才听了家里安排。焦裕禄攥着那张写着“孩子需要活路”的纸条，指节都泛白了，却没说一句埋怨的话。他在村里待了三天，帮着母亲把漏雨的屋顶补好，把囤里的红薯干整理妥当，第四天一早就背着背包去了尉氏县。 到了尉氏县土改工作队，他被分到张市镇。头天开会，队长说有些老乡不相信土地能分到自己手里，躲着不肯量地。焦裕禄没吭声，第二天一早揣着两个窝头就往村里走。村东头的王大爷蹲在门槛上抽烟，见他来就往屋里躲。焦裕禄跟着进了屋，看见灶台上只有半罐野菜糊糊，就坐在小板凳上帮着择菜，边择边说：“大爷，我小时候也挨过饿，知道没地的苦。现在政策是真的，量完地就发土地证，以后这地就是您自家的。”王大爷闷了半天，才说：“你真能保证？”焦裕禄掏出怀里的工作证，拍着胸脯：“我焦裕禄说话算数。”那天下午，王大爷就带着街坊们来量地了。 在扫盲班遇到徐俊雅时，他正蹲在地上教李婶写“李桂英”三个字。李婶眼神不好，手也抖，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焦裕禄握着她的手一笔一划地描，额头上渗着汗。徐俊雅后来跟人说：“没见过那么有耐心的干部，教写字比教自己孩子还上心。”他们处对象时，焦裕禄总说自己是粗人，徐俊雅就笑着说：“粗人能把老乡的名字写得那么认真，比啥都强。” 1953年去兰考时，徐俊雅刚怀上第一个孩子。他走的那天，天没亮就起了床，徐俊雅给他收拾行李，发现他把自己的棉衣拆了，棉花絮给了邻居张大妈——张大妈家孩子多，冬天没厚衣服穿。徐俊雅没说啥，又把自己的一件旧毛衣塞进行李包。焦裕禄到兰考后，给家里写信，字里行间全是“老乡们吃不上饭”“盐碱地得想办法治”，很少提自己。徐俊雅后来才知道，他到兰考头一个月，就把县里发的口粮票偷偷换了粗粮，分给了更困难的群众。 1962年他肝病加重，医生让住院，他却揣着药瓶往村里跑。有回在田埂上疼得直不起腰，就趴在犁耙上歇会儿，起来接着跟老乡们一起翻地。他跟技术员说：“等开春把泡桐苗育上，风沙就小了，孩子们就能在院子里晒粮食了。”这话他说了很多遍，直到最后躺在病床上，还拉着县委同志的手问：“泡桐苗浇透水了没？” 现在兰考的泡桐树长得老高，风吹过叶子沙沙响，像有人在说话。有时候路过那些树，我总想起焦裕禄蹲在地上教老乡写字的样子，想起他把棉衣拆给张大妈时的背影。他这辈子没留下啥值钱东西，就留下了这些树，还有老乡们说起他时，眼里那点光。或许这就是他想要的吧——不用人记得他，只要老百姓能过好日子。可真想起他来，心里还是又酸又暖，觉得这人活得真扎实，也真让人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