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特务进来补枪，他们还用枪托捅她的腰部，而盛国玉却紧张得不敢动。 后来她跟人说，那时候全身的血都像冻住了，枪托捅在腰上，疼得钻心，可她连眼皮都不敢颤一下。她知道，只要动一下，特务的枪就会对准她的头。 火着起来的时候，烟呛得她肺都要炸了。牢门烧塌了，火星子掉在她背上，烫得她差点叫出声。她瞅准机会，连滚带爬地往外冲，衣服都烧了个洞。跑到男厕所，她一头扎进尿槽里，不是脏不脏的事，是那里能躲烟。里面还有几个男同志，都被熏得说不出话，有人拉了她一把，让她往里面缩缩。 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有女人的喊声，说“解放军来了”。她迷迷糊糊地被人架着出去，太阳晃得她睁不开眼。后来才知道，是兵工厂家属看到火光跑来的，她当时烧得说胡话，嘴里一直念“江姐，江姐”。 在山上躲了两天，高烧退了些，她才敢慢慢往下走。走到山脚，看见穿军装的人在贴布告，上面写着“重庆解放了”。她站在那里，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不是哭自己活下来了，是哭那些没等到这一天的人。 解放后她回了垫江，进了日杂公司。每天搬酱油瓶子、整理火柴盒，手上磨出一层茧子。有人知道她是渣滓洞出来的，总来问她牢里的事。一开始她不想说，一提起来心口就像堵着块石头。有回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问她：“阿姨，江姐是不是真的不怕疼？”她看着小姑娘的眼睛，突然想起江姐。那时候江姐手指被钉穿，晚上疼得睡不着，就摸黑给大家缝衣服，说“这点疼算啥，等胜利了，咱们穿新衣服”。她就跟小姑娘说：“江姐也疼，但她心里有比疼更重要的东西。” 1996年她入了党，对着党旗宣誓的时候，手还在抖。她总说自己入党晚，做得不够。其实她不知道，每次有人来问她渣滓洞的事，她都仔仔细细地讲，从江姐怎么教大家认字，到小萝卜头怎么在牢里给大家送纸条，一点都不含糊。有人劝她：“过去的事就别总提了，伤身体。”她摆摆手：“我不提，谁还记得她们？她们是为咱们死的，我得让后人知道，有群人曾经那么硬气地活着。” 现在她年纪大了，记性不如从前，但说起渣滓洞的事，每个细节都清楚。有人说她是英雄，她总是摇头：“我不是英雄，我就是个活下来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没回来的姐妹，是江姐，是李青林，是好多叫不上名字的人。我活着，就是替她们看看现在的日子。” 有时候她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街上跑来跑去的孩子，会轻轻叹气。她总觉得，那些牺牲的人，好像就坐在她旁边，看着这太平盛世，眼睛亮晶晶的。她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把她们的故事讲下去。这不是什么荣誉，是她欠她们的。